五 素质与遗传
卡特鲁斯曾说：“每个人皆依其自然所赋予的素质。”
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父母的生殖因子，可将种族及个体的素质遗传给下一代。但这只限于肉体方面（客观的、外在的）的性质。精神方面（主观的、内在的）的素质是否也如此呢？父母亲会不会把这方面的性质遗传给子女呢？这类问题经常被提出来讨论，答案一般也几乎是肯定的。然而，在精神方面的遗传中，何者属于父亲，何者属于母亲，是否可以加以区分？这个问题就较复杂了。
我们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应该仔细回味一下我们应有的根本认识——意志是人类的本质、核心和根源；反之，智慧则只列居次要地位，只能算是附加物，是该实体的偶然属性，不必在经验上证实。至少下列几点应该很接近事实：生殖之际，父亲所遗传的是属于强性、生殖原理、新生命的基础和根源方面的性质，就是意志；母亲的遗传则属弱性、受胎原理、次要性方面的性质，就是智慧。
一个人的道德性质、性格、性向、心地皆得自父亲；而智慧的高低、性质及思想倾向则来自母亲。以上的假定可由实际或经验中得到确证。这不是光凭闭门造车式的物理实验就能决定，而是根据我多年来缜密深刻的观察，同时参考史实所得的结论。
我们不妨先观察自己。看看自己的兴趣倾向如何、有些什么恶习、性格上有什么缺点，也把所有优点或美德列举出来。然后回顾一下你的父亲，一定可以发现你的父亲也有这些性格特征。反之，往往也能发现母亲的性格和我们竟是截然相异。当然，在品德上也有与母亲相一致者，但这是特别罕有的例子——父母亲性格偶然相似。
人性之不同各如其面，男人有的脾气暴躁、有的富于耐性，有的一毛不拔、有的挥金如土，有的好女色、有的爱杯中物、有的好赌，有的淡漠寡情、有的亲切和蔼，有的忠厚直爽、有的阴险狡猾，有的孤傲自大、有的八面玲珑，有的大胆、有的羞怯，有的温和、有的爱打架滋事，有的胸襟开阔、有的事事耿耿于怀……不一而足，但只要你对此人及其父母的性格做深入周密的调查，并有正确的判断力，当能发现我们所列举的原则并无错误。
例如，有的儿子爱说谎话，这是父亲的遗传。有一出名叫《说谎者与儿子》的喜剧，从心理方面而言，很合情理。但我们必须考虑到两种无法避免的限制的存在。如果以它作为反驳的借口，显然不当。
第一，“父亲时常并不可靠”，除非身体方面的确和父亲酷似，表面的相似还不够，因为受胎期间仍可带来影响。为此，女人改嫁后所生的子女，相貌有时也会和前夫有些相似；**苟合所生的子女有时也会和结发丈夫相似。这种影响从动物身上观察会看得清楚。
第二，父亲道德方面的性格虽然确实能表现在子女身上，但往往受到母亲遗传的智慧的影响而产生变化。因此，我们在观察时必须做某种修正。这种变化与智慧差异的程度成正比，有的非常显著，有的甚为微小。简言之，父亲的性格特质未必表现得很明显。智慧对性格的作用，就像人穿上与平日完全不同的服装、戴上假发或胡须而改变了外观一样。
例如，一个人虽从父亲身上接受“热情”的遗传，然而，母亲也给了他优越的理性，即反省和熟虑的能力。热情将因此而被抑制或隐藏，事事显得有计划、有组织，与原有热情直爽的性格完全相异。但母亲的性向和热情不会完全表现在子女身上，子女往往和她相反。
如果我们以一般人所熟知的历史人物为例，从他们的私生活表现入手，会比较准确。一般史实并不可靠，往往歪曲事实；这些内容通常只限于公共场所的活动或政治活动，并不能表现出一个人性格上的微妙之处。以下我将列举两三个历史实例，证明我现在所论述的问题是正确的，相信专门研究历史的人，还可以给我补充更多适当的例子。
众所周知，古罗马的狄修斯·穆思是个崇高圣洁的大英雄，他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献给祖国与拉丁军之战，歼敌无数，以身殉国。儿子在与加利亚人战争时，也为国捐躯。这是贺拉斯所说的“勇敢的人是从勇敢善良的人所生”的最佳例证。莎士比亚也曾就其反面道出其中真味：“卑鄙无耻的父亲就有卑鄙的儿子；一个卑贱的人，他的父亲必定也是卑鄙的。”
古罗马史有几篇忠烈传，记载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皆以英勇爱国著名的史迹，费毕亚家族和费布里基亚家族即为典型的例子。而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父亲腓力二世却都是好大喜功、权力欲极强的人。
尼禄的家谱也很值得关注，在塞特纽所著《十二个恺撒
传》的第4、5章开头就叙述一代枭雄的道德问题。根据他的记述，尼禄的先祖从六百年前的克罗底斯崛起，全家人都很活跃，并且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性格残酷，一直传到提比略，卡里古拉，最后出了尼禄。这个家族的可怕性格在尼禄身上向最极端的方向发展，比他的祖父和父亲更胜一筹，一来是因他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可以无所忌惮地为所欲为，二来因为他泼辣无理性的母亲阿格里皮娜没能遗传给他足以抑制暴戾的智慧。
塞特纽写下一则逸事，其意义正好和我们前面所述不谋而合。他说，尼禄降生时，他的父亲曾对前来祝贺的友人说，我和阿格里皮娜所生的孩子一定很可怕，也许他会造成世界的毁灭。与此相反，像米提阿迭斯父子，汉弥卡和汉尼拔父子，以及西庇阿世家，都是忠心耿耿、品性高洁的爱国英雄。
法王亚历山大六世的儿子则可怕得和他老子恺撒·波吉亚一模一样。阿尔巴公爵的儿子臭名昭著，和他父亲一样残暴邪恶。法王腓力四世的女儿伊莎贝拉禀性阴狠毒辣，尤以残忍的刑法处死圣堂骑士闻名，后来嫁给英国国王爱德华二世为妻，竟起意背叛，虏获国王，胁迫他在让位状上署名，然后将他投入监狱，准备慢慢折磨至死，未达目的，又以毛骨悚然的残酷方法将他杀害。
被称为“信仰的守护者”的一代暴君亨利八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玛丽一世和她父亲一样，以疯狂的信仰和残暴闻名，她曾把许多异教徒处以火刑，史家称她为“血腥玛丽”。亨利八世再婚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继承她母亲安妮·巴伦的卓绝智慧，才不致陷于信仰的疯狂，她虽然尽量压抑身上所有父亲的性格，但仍无法完全祛除净尽，有时也难免宣泄出来，她对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的残忍态度就是例证。
1821年7月13日弗莱明·伊迪克新闻有这样一则报道：欧培县有一位小姐受托带着两个失去父母的幼童前往孤儿院要求收容，孩子身上带了一点钱，半途中该小姐见财起意想据为己有，竟把两幼童杀害，遭警方通缉，最后在巴黎近邻的洛西里发现该小姐陈尸水中，经调查证实杀死她的竟是她的生身父亲。
另有两则报道亦可作为佐证，其一发生于1836年10月，汉葛利的贝雷奈伯爵因杀害官吏，伤害亲族被判死刑，报道中指出，他的哥哥更忤逆凶残，以前就因为逆伦弑父而被判绞刑，而他父亲也有杀人前科。一年后，该伯爵的幼弟在伯爵杀害官吏的同一条街上，用手枪狙击他的财产管理者，杀人未遂，被捕。
另一则是1857年11月19日巴黎通讯社所发布的消息，消息称，令商旅亡魂丧胆的犯罪集团魁首陆墨尔及其党羽，已被判死刑。附记中说道：“首恶和他手下喽啰的家族，似乎都有犯罪的遗传倾向，他们的家族中死于断头台上者为数甚多。”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调查一般的犯罪记录，的确可以发现许多相同的系谱，尤其自杀的倾向，大多遗传。
但也许我们会有一点疑问。为什么勋业彪炳的马可·奥勒留大帝竟会生出残虐无道的儿子康莫德？你若知道他的王妃是素有恶评的华丝狄娜，大概就不会引以为奇了。另有一种类似的情形，也可推测，找出它的理由，例如，多米提安和提特斯兄弟，一个仁慈，一个暴虐，其故安在？我认为他们并不是同父同母的兄弟，维斯帕蒂安努斯实际是头戴绿帽而不自知的丈夫。
我们再来谈谈刚才所提出的第二项原则——智慧属于母亲所遗传的问题。
这一点比诉诸自由意志的第一原则更为一般人所承认，但两者却有密切的关系，万不能将二者分开理解，否则就违反灵魂的单一和不可分两种性质。古谚有“母亲的智慧”的说法，由此可证明，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真理。许多经验告诉人们，凡是才慧卓绝的人，必有个理智优越的母亲。反之，父亲的智慧性质，不会遗传给子女，自古以来，以才华见长的男人，他的祖先或子孙，大都庸碌平凡，默默无闻。
话说回来，这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偶尔也有例外。威廉·彼得和他的父亲威廉·查泰伯爵就是一例。真正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实在难得一见，我们不能不说那是最异常的偶然。
所谓大政治家，除了必须具备优秀的头脑之外，也必须具备某种性格特质，这是得自父亲的遗传。反之，在艺术家、诗人、哲学家之中，我还未发现与此类似的情形，他们的工作完全以天才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