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劳动进程之统理方面的经济可能性有多种，可按照其如何将效用分配于各种经济来区分，亦可按照其如何将经济的机会分门别类（即如何形成所有的秩序）来区别。[5]
功用结合与功用分配在经济方法上的情形，正和其在技术方法上的情形类似。功用结合，可在一个有技术特化与技术合化的统一经济体内进行。这种统一经济体，可为一个家族，但是一大家族（例如南斯拉夫的家族共有体，即使扎德鲁加偶尔也和外面交换，但大部分在其内部已有技术上的特化）；也可为一盈利经济体（例如作为统一经济体的工厂，在其内部，实行功用特化与功用结合；或者更进一步，将煤炭业和冶铁业相结合以组成所谓的混合事业；又如企业同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几种经济之结合，多少受到金融垄断者的统一指挥）。但此亦可成为几个自律的经济体之间特化的功用分配。在此，或许可有各个经济体之完全的经济自律性成立（此即完全自律的经济体之间的功用特化，19世纪的流通经济，便是其标准形态）；或许可有部分的他律性成立，此即各个经济体对于许多问题，虽然是自律的，但其经济行为却是以在其之上的团体秩序为目标的。对于这个上级团体，亦有种种可能性可区分，须由其家族的特质或盈利经济的特质而定。在第一种情形下，这种团体，是以满足其成员的需要而经营的。所以其体制，就可成为合作式的，例如印度的乡村，就是如此。其手工业者，没有自律性，不过是受乡村结合体雇用的工人而已，其所做的工作，有的是没有报酬的，或者给予一定数量的补助。要不然，则为支配式的，如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便是如此。在庄园制度中，领主占据优越的地位，可支配经济上的某种效用，领主的土地上，成为庞大的家族。反之，倘若团体是盈利经济，则其功用结合的特质，仍可有合作式的与支配式的两种。例如在一个企业联盟（就此语的广义而言）的内部，是合作式的，但如果一个领主的盈利经济在农民与手工业者的经济方面，就成为支配式的了。
【三】私有，即所有秩序与所有形态。
在经济学上，所有的意义与法律上的概念不完全相同。例如可以继承、可以买卖、可以分割的主顾关系，对于经济科学而言，也是所有。而且事实上，这种主顾关系，在印度的法律上，的确是看作所有之对象的。
因此，劳动机会，即劳动地位，以及与此相结合的盈利机会，都可以私有，而且物的获得手段，以及企业家的指导地位等，亦都可私有。换言之，上述的几种，都可以作为所有秩序的对象。
（1）在劳动地位的私有方面，有以下诸极端：其一是劳动地位没有所谓的私有，各人可将其劳动力自由出卖，因而有自由的劳动市场存在。其他是将劳动者的人格当作对象，是属于劳动地位的，即被一个所有者所私有，因此，劳动者就变成不自由的劳动者或奴隶。在第二种情形下，亦有种种可能性。例如在16世纪之前的西欧方面，有利用不自由劳动的家族，比如古代的领主，给予奴隶以劳动自由及盈利自由时，要从奴隶那里征收租金，这就是把不自由劳动当作利益来源而使用的；还有迦太基与罗马的被殖民者以及美国的黑奴，是利用不自由劳动当作劳动力的。但在此等极端中间尚有无数的中间阶层。此外，劳动者亦可将劳动地位私有。不过其中有为各个劳动者所私有的，亦有为一种团体（统制的劳动团体）所私有的。此种团体可有各种程度的排他性，并可按其对于所希求的功效及机会之统制的方法来决定，使各个劳动者专有其劳动地位。此事的最大限度，是世袭的私有，例如印度的种姓阶级内手工业者、宫廷内的佣人、庄园内的农民地位，便是如此。其最小限度，则可防止随便地解雇（近代的经营委员会制度，可说是工厂劳动者对于劳动地位有一种“权利”观念的开端）。除劳动地位以外，此团体还可以统制其他的事，如劳动过程（例如中世纪的同业联盟之禁止拷打学徒）、劳动资质（如在19世纪以前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织业者）、代价（价格的确定，大抵为了免除竞争，规定最低价格）、利用经营（烟囱清除者的巡回区域）等。从这种极限来说，亦有无数的中间阶层，以至于贡献义务及机会的统制完全没有结束。
（2）物质的获得手段之私有，可将其分开来说：
（ⅰ）物的获得手段之私有，属于劳动者，其中有属于各个劳动者的，也有属于劳动者之团体的。前者即个人私有，其作用有很多，可按其如何使用这些获得手段，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用于家族（尤其是在典型的小资本制度方面）或者为了市场而用于盈利来区分。团体专有，则可按其利用的效果是否分配给个人或共同拥有，而分为股份的与共产的两种。不过两种制度大多是混合起来的。在此，其利用仍可为家族的或盈利的（例如俄罗斯的米尔是以共有的形态而成为家族的，但在古代日耳曼的农业制度下，则附带着股份的私有。可在俄罗斯的阿泰尔[6]方面，则是盈利的；阿泰尔是一种让劳动者私有生产手段的经济制度）。
（ⅱ）专有亦可落入一个所有者手中，此所有者并非就是劳动者。在这种情形下，即发生了劳动者与获得手段的分离。在此，亦可因专有的获得手段如何被所有者利用而产生种种区别。所有者可在自己的家族内，行使家长式的使用权利（例如在埃及，法老的大经济便是如此，他是修道院财产以外一切土地的所有者）；专有的获得手段亦可在自己的企业内当作资本而用于盈利方面（例如以获得手段之私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企业）。最后，亦可用之于借贷。这种借贷，有对于家庭的（例如古代的庄园领主对于所隶属的小农），亦有对于追求盈利之人的。在这种情形下，获得手段可当作指定给债主的劳动手段而委让于其本人（例如用具之对于小农以及奴隶的特别财产），或者委让于作资本之用的企业家。如此则所有者和企业者就各自分离了。
（3）除劳动地位及物的劳动手段之专有外，还有指导地位之专有。这种专有，常与劳动者离开获得手段相伴而行，其所有虽然只是贷予式的，但能使企业的机能运行，同时可将劳动者（奴隶）变为私有的。
基于所有者和企业的指导者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可能，为人格的分离与合一。在第一种情形下，所有者可将其所有运用于家族，而成为财产的利害关系者，其中的典型代表是近代的“食利者”，或许就像银行一样，可将在其处分下的一部分资产投资于实业，而成为盈利的利害关系者。
但无论在何种情形下，指导的地位既然为所有者所专有，结果必然产生家族和盈利经营的分离。这两者的分离，是近代经济制度的特质，而且是被法律强制实行的。在此情形下，盈利经营的准则在于其目标是朝着获利性原则的。但因为盈利经营的另一面，还有获得手段的专有，故其结果与个人财产有利害关系（从盈利方面来看为非合理性的利益）。此事在企业者和所有者分离之时，其影响更为显著，因为在此情形下，专有的获得手段可以成为私人的投机对象，或者成为投机的银行政策与企业同盟政策的对象，所以此处又有非合理性的影响产生，虽然其性质是盈利投机的。
三、经济史的特质
根据上面所述，关于经济史的任务是什么，已可得若干结论：第一，经济史的任务，在于考究各时代之效用分配与效用结合的性质，某一时期的经济效用是如何分配、如何特化、如何合化的，而且须就技术上、经济上言之，顾及所有的秩序，并且与所有的秩序相联系。这个问题，同时也是阶级的问题，并涉及一般的社会构成问题。第二，在此情形下，研究专有的功用与机会，是家族来利用还是企业来利用。第三，经济生活上合理性和非合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现在的经济制度，因为记账的通行，已经高度合理化了。所以全部经济史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界限上来说，是在计算基础上且现今已成功的经济合理主义的历史。
经济合理主义的程度，在古代是各不相同的。最初是传统主义，即保存自古以来的习惯，凡先前所传下来的，虽然早已丧失原来的意义，但仍然传之于后代。此状态延续很久，所以经济史对于没有经济性质的诸要素，亦不能不提及此项经济以外的种种要素，如极欲获得神圣财物的巫术要素及宗教要素，力求权力的政治要素，以及追求荣誉的身份阶级之上的利益等。
现在的经济，就盈利方面而言，原则上已有经济的自律性，只以经济的观点为宗旨，而且有计算上的高度合理性。但是实质上的非合理性，常常掺入此种形式的合理性之中。或许是由于所得的分配，大概此事在某种情形下，引起实质上非合理的财物之分配；或许是由于家族及投机上的利益，亦属于非合理的性质。不过形式上的合理性和实质上的合理性也在文化领域中斗争，不仅限于经济领域。法律方面，亦有形式上的法律之适用和实质上的公平正义之斗争。[7]（这种情况在艺术上也有，如古典的艺术和非古典的艺术之对立，其矛盾之处在于实质上的表现需要与形式上的表现手段之冲突。）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提出，即经济史（特别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像唯物史观要使人相信的那样，和一般文化的历史差不多相同。一般文化的历史既不是从经济史中产生的，也不仅仅是其函数。经济史其实是一种下层构造，倘若不懂经济史，就无法研究任何一个文化领域。
[1]物财不在所论之列，我们就其使用的可能性而言，例如引力、撞力、载力等。效用恒为个别的，例如以马而论，“马”——在此种关系及此种意义上——非为经济之对象，仅其个别的效用是对象。为简单计，可将物的效用叫作“财”，人的效用叫作“用”。
[2]因此，“经济的事”之意义，常常是指比较各种使用目标而做一选择。但技术上的设计，则在为某种已定目标选择手段。
[3]前者在诸侯的领土上及工厂内也是如此，在这里，各种贡献在各个劳动者身上已专门化，但不分配于各种经济。后者之例则为威勒格（Verlag），其在纺织业方面的组织，即在于将贡献分配于各种经济。
[4]关于贡献的集团化，我们可举实例来说明。例如数人合力负担或拖引一重物，这是劳动的累积；又如乐队，则为劳动的结合。
[5]其问题在于工作位置是否世袭，是否可随时辞退或终身拥有，物的获得手段是否私有以及属于谁，等等。
[6]因为盈利原则未曾去掉，故为一种社会主义，新的所有者之阶级代替了原有的阶级。
[7]腓特烈大帝和他的法学家之争论，即由于法学家的形式论反驳了腓特烈大帝的便宜主义（就行政及一般的利用上而言）观点下的裁断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