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张绣转念一想，贾诩实有鬼才，料事如神，从来没有一件事说错的，他这样说，势必有自己的道理。于是张绣私下里问贾诩：“现在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要投靠谁好呢？”
贾诩回答说：“应该投靠曹公。”
投靠曹操？张绣怀疑如果不是自己听错了，就是贾诩脑子进水了。他不高兴地说道：“且不说如今形势是袁绍强曹操弱，单说我们与曹操结下的梁子就够深了，怎么能归附他呢？”
“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归附他。”
这话简直是个悖论。
让我们看看贾诩如何解释这种悖论，他分析了三条理由：“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可谓是名正言顺，此其一；袁强曹弱，我们这么点兵力，若投靠袁绍，他也不会重视，若是投靠曹操就不一样了，他定然大喜过望，此其二；曹操向来有霸王之志向，有雄心壮志的人，定会抛弃个人的恩怨以彰显自己的德行，赢得四方之心，此其三。因此，将军不必有所顾虑。”
张绣本来就没什么大志向，当初曹操一来他就投降了。若不是曹操好色霸占了自己的婶娘，他也不至于叛变。如今虽然投靠刘表，但刘表明显不是定乱之人，能争雄天下者，非曹操即袁绍，自己还是要及早选择东家。正如贾诩所说，现在投诚曹操，对兵力处于劣势的曹操是雪中送炭，以前的恩怨也可以一笔勾销，何乐不为呢？
张绣依贾诩之言，率部向曹操投降。
我想，对于一个杀死自己儿子的人，曹操不可能不怨恨。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他考虑的是权衡利弊。连杀子仇人都可以接纳，还有什么人他不能接纳呢？这种气量若千顷之波，怎么能不把天下英雄招揽过来呢？但是，仔细对比曹操与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两人的胸襟，可以发现曹操还是略逊一筹。刘秀的气量来自他的宽仁之心，而曹操的气量来自权谋之术，并没有真正做到不计前嫌。也许正是这一差别，刘秀能一统中国，而曹操只能统一半个中国。
当然，曹操的表演还是不错的。他大摆酒席欢迎，紧紧握住张绣的手，拉着他一起入座。不久后，张绣被授予“扬武将军”，与曹操结为亲家，张绣的女儿嫁给了曹操的儿子曹均。曹操这样做，显然是要让张绣安心，以免日后疑心重重而突然倒戈。张绣归降的主谋贾诩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被授予执金吾，加封都乡侯。
张绣投降，让袁绍先失一局，曹操则先得一分。
袁绍与曹操还在打太极。
在袁绍看来，张绣只是个小角色，就算投降曹操也无损大局。与张绣相比，荆州牧刘表才是大角色。袁绍与刘表关系一直不错，早几年两人便组成同盟，共同对付“袁术—公孙瓒”联盟。如今袁术与公孙瓒都死了，袁绍与刘表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大战在即，袁绍遣使到襄阳见刘表，希望得到荆州的相助。刘表与袁绍毕竟结盟多年，碍于面子，勉强答应出兵相助。可是说归说，他并不想卷入袁、曹之间的争斗，袁术是盟友，曹操代表朝廷，两方他都不愿得罪。因此，刘表只是虚张声势，并没有真正出兵威胁曹操的后方。
刘表的不作为引起了部将的不满。
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等人进言说：“如今曹操、袁绍两雄对峙，天下重心便在将军您身上了。如果想要有所作为，就在曹、袁斗得两败俱伤时乘虚而入；如若不然，就要选择一方归附。切不可拥有十万甲兵，却坐山观虎斗，对求援的一方不理会，对贤明的一方不理睬，到时两头都要把怨气发泄到您身上，想要中立恐怕也难了。”
话虽这么说，刘表仍不为所动，他的理想就是当一个“荆州王”，保住自家一亩三分地也就知足了。
袁绍想拉刘表入伙，只得到一张空头支票，没有任何成效。
在袁绍活动于荆州时，不甘示弱的曹操也频频在关中活动。
对于袁、曹之争，关中诸将持中立态度，既不倒向袁绍，也不倒向曹操。在两雄决出胜负之前，过早的表态容易引火上身。凉州牧韦端觉得有必要派个人前往关东考察，评估时局。从事杨阜接受任务，前往许都打探虚实。杨阜回到凉州后，关中诸将迫不及待地问道：“袁绍与曹操相斗，谁会是胜者呢？”
杨阜回答道：“袁绍宽厚却不果断，好谋略却迟疑不决。不果断就没有威信，迟疑不决就会错失良机。表面上看，他兵力强大，但是难成大事。曹操则有雄才伟略，行事果断，毫不迟疑，法纪严明，军队精锐，用人不拘一格，部下能各尽其力，定能成就大业。”
当时关中军阀，除了韩遂、马腾之外，其他实力都不强，原先把持长安的李傕、郭汜等纷纷败亡。曹操虽然尚不能完全控制关中，却也能以朝廷的名义不断把势力渗透到这里。他派治书侍御史卫觊宣抚关中，卫觊抵达后，发现这里完全是无政府状态。他向朝廷提出两个建议：其一，恢复盐专卖制度，以增加政府收入；其二，把司隶校尉留在关中，以削关中诸将之权。
曹操听从卫觊的意见，派谒者仆射主管盐政专卖，把司隶校尉的官署设在弘农郡，以加强管理关中事务。在曹操的一系列努力下，朝廷对关中的控制力大大增强，这样就降低了曹、袁开战后，关中军阀被袁绍收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