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出这一句话，打了这样一个预防针之后，张謇动笔为通州师范各方面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之后，还特别写上两句话，“校章者，管理之法也。监理能行，诸生能守，是为范之正轨”，“凡教之道，以严为轨；凡学之道，以静为轨”。
上面说了张謇如何管理下属（老师），下面我要说一说张謇如何筹集办学的资金。
实业教育与企业捆绑产生的强大合力
除非自己原本就资金雄厚，否则今天我们想办成一项事业，最缺的资源可能就是钱。张校长跟我们一样，他的口袋里没有贪污的银两，没有清官府发的工资，他也已经不吃皇粮了，老爸也没留多少积蓄给他——大家应该还记得吧，张爸爸的那点钱都给他读书花光了，还欠下一屁股债。然而，要办学就必须要有经费，否则，纵有天大的想法，也都是空想。
注意一下，在张謇这个时期，那些正在办学的人一般来说是不缺少经费的，因为私塾往往是有钱人办了来教育自己的子女，类似于今天贵族学校的小班，是一对一或一对三地上课。这些被请到自己家里来的老师，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孩子去参加科举考试；这些孩子未来的目标更明确，就是当官。这种小型的、贵族式的私塾做法，不是张謇的做法。张謇要做的是普及教育的大事业，是让一般家庭的孩子也能接受教育，是为了学门技艺，而不是单纯去追求当官。这样的普及式教育不同于私塾，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那么这些钱该从哪里来？该由谁来出？
张謇第一个想到的是税收，“官立之校用国家税，公立之校用地方税，私立之校而力不足者，政府以国家税、地方税辅助之”。为此，他还想出一套具体的措施，提出征收教育税，征教育捐，征教育专款，收教育基金，用税、捐、基金的做法来保障教育经费。办法是想到了，但收税是政府说了算的，张謇一个平民是没有办法左右的。那么，张謇办学的经费是从哪里弄来的呢？谭玉苗先生着手做过通州师范经费来源的调查，结果发现主要是通过这几个途径筹措经费的：
一是从大生等厂的利润分红中拨出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教育为企业服务，经济上的根源就在这里。
二是从垦牧公司的土地里划出9880亩给通州师范学校作为校产，从经营所得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教育经费。教育为农业服务，经济上的根源也在这里。
三是向社会募集资金，类似今天的招股。
四是想办法带领师生用劳动赚钱。宣统二年（1910）四月，张謇带着通师的老师学生来到军山、剑山搞植树造林活动，取名为“学校林”，并且做出决定，此后，这两座山上森林树木的收益归通师，作为通师校产。
如何才能做到教育与生产相结合？或者说白了，教育如何为企业、农业发展服务？张謇的做法是把实习放在重点地位，“必立一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之地”。不过，也许会有人问：把小学生当教师新手的试验品，这样的做法对小学生来说是好还是坏呢？事实上，张謇在师范设附小，有一套明确的做法，“凡毕业我师范学校者，最终一学期，必就附属小学实习教育。而教授之实习，必备方案于未习之前，更加评论于既习之后”。或许张謇这样设计好实习程序，要求实习者按方案操作，对于附小的学生来说，更是一种难得的提高学习成绩的机会吧。
在教育事业中，张謇伸出的是两只手，一只手抓普及教育，一只手抓实业教育。他建成三所高等专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还有其他的校、所、班（商业学校、工商补习学校、女工传习所、女子蚕业传习所、发网传习班、镀镍传习所）。
与今天的某些民办教育不同的是，张謇办教育不只是为了赚钱，对于用教育的做法来促进、改良实业，他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为农者必蕲为良农，为工者必蕲为良工，为商者必蕲为良商”。正是出于这样的办学目的，他努力让学校做到“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教育尤其宜有变动，不过必当顾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江苏南通讲教育，先要想什么是南通所需要的，什么是适合南通的”。这样一来，他的做法又多出一个用处：为地方发展服务。
办教育的人，如果没有办法去了解全中国的需要、全世界的需要，那总应该去了解一下当地发展的需要。张謇的做法，令人称赞。
江苏南通盛产棉花，张謇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办成大生纱厂；纺织业需要专门的人才，张謇办成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他在经营中发现，需要改良棉种与种法，于是又办起农学堂（在通海垦区）、农科（1906年在通师附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独立的高等农业学校，1920年进一步建立南通农科大学。
南通实业、教育（产业）发展起来，来这里打工、游学的人逐年增多（类似于今天到大城市的打工潮），建立医院解决人口密集下的医疗卫生问题变得急为迫切。当时的医院跟今天不同，那时只有中医，类似小型诊所，医生的培训是代代相传，没有专业的培训学校。当然，西医也有，不过他们一般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而且那时在中国还找不到专门培养西医的学校。
张謇发现南通的迫切需要，认定这是一个极好的商机。1912年他投资建成南通医学专门学校。20世纪20年代，他又在这些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成综合性的南通大学。
相信你也看出来了，张謇办实业教育考虑的基点有两个：一是自身获取利益的需要，二是结合地方发展的需要。他这样办教育，实实在在地培养了大批社会急需的人才，而不是在想象的王国里培训人才。结合社会实际需要办学，这样的做法，实在值得今天的教育工作者深入地思考。
张謇在实业领域与教育领域的发展，渐渐地走到一个模式中来：相迭出彩。
1903年，在考察日本的《癸卯东游日记》里，张謇写下这样一句话：“执笔论事而悔读书之少，临事需人而悔储才之迟，举世所同，余尤引疚。”站在日本的城市里，他既看到日本通过教育的手法搞得人才济济，又看到中国没有实业教育而导致各类专业人才结构性缺失。他的内心开始变得不安起来，在这种不安之中，他向着国人大声地说出一句话：“实业、教育乃富强之大本。”
正是有这样切身的感受，所以接下来张謇的做法和决定就不难理解：教育是以实业为基础的，用教育的方法培养出的人才又为实业服务，实业发展与教育事业发展相辅相成。用现代的说法就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用张謇自己的话说，就是“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不广实业，则学不昌；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则教育、实业双昌矣——这话是我加的。不难看出，他的做法就是用实业来支持教育，用教育来推动实业。
张謇这样的做法，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南通纺织专门学校从1912年开办到1920年，培养出纺织技术人员800多人。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做法，1918年上海厚生纱厂聘用纺校毕业生，厂子里安装纺机就没有请外国人。1921年，大生三厂全部纺织新机的排车设计和安装工程全部由纺校走出来的毕业生完成，试车效果良好。张謇的兄弟高兴地说：“纺织学堂为我省大钱，争大气。”不要小看“争气”这个不起眼的词，在那时，能开动洋机器又不依靠洋人，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要搞定那么多的洋机器。
并不只是工厂里才需要有知识、懂技术的专业人才。为了提升竞争力，1924年大生纱厂改用细纱，而南通的棉纤粗短，不能适应生产的需要。像这样的难题，一般的企业是解决不了的，而南通大学的农科学生却很好地解决了这个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难题。这些学生带着图片、良种到各地又展出又宣传，大搞实地推广，第一年贷良种的人来了300人，第二年就来了3000人，人数一年翻10倍。通棉的产量、质量迅速提高，棉农、纺织厂双双获益。
南通实业的发展，让张謇受益颇丰。资料记载，从1900年到1925年，张謇将从实业中得到的薪俸257万元用在教育上，余下部分用在慈善、地方公益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