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咋就那么聪明，清政府咋就那么笨呢？真是奇怪啊。
张謇得出上面的结论，是以这家玻璃厂为案例的。玻璃厂“导源于欧，畅流于华，遂足分欧之利而兴其国”。这家厂子的技术是从欧洲学来的，销路却在中国。这是不是另一形式的两头在外？
从这家玻璃厂的考察中，张謇还了解到另一个情况，“日本凡工业制造品运往各国，出口时海关率不征税。转运则以铁道就工厂，又不给则补助之”。政府在这里做两件事，一是不征出口税，二是政府把铁路直接建到工厂的大门口，铁路建不到位的，就特别给以运输方面的补贴。张謇赞叹道：“国家劝工之勤如是！”是的啊，即使我们今天看来，政府扶持企业，能做到这一步，想不赞叹都难。
日本政府的这一套做法，如果用在大清，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张謇发挥他的想象。与咱们大清相比，日本“地少谷贵”，人工费用较高，在竞争中，这些方面日本企业是不占优势。日本人的优势在于“言工业者犹务进不已”。日本人做工业的精神，跟大清人想当官的精神有一拼！这其中的原因，张謇认为，那是因为日本人明白一个道理：“与世界竞争文明，不进即退，更无中立。”
如果清政府也着力于通商惠工的话，因为“谷足工廉”“原料繁富”等有利条件，张謇推测，大清国的工商业收益将会超过日本。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清政府能不能做成一件事——“以予为取”；即在于清政府能不能着力扶持、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壮大。
张謇的看法是不是在理上呢？是不是书生谈兵式的纸上神侃呢？
其实，张謇说这些话，做这些分析，是有实践基础的，这个基础就是他在创办实业过程中亲身经历的艰难困惑。没有资金，没有技术人才，不知道市场在哪里，身为半路出家的穷二代，大清国的民族企业家碰到的难题，他差不多都一一碰到了。
在他的身边，在他的眼前，大量的有志于兴办实业的大清人，辛辛苦苦努力工作，结果往往是在一道坎面前掉进去爬不上来，这道坎就是清政府官员的阻碍、抑制而人为地造成的，常常是清政府官员明里暗里勒索、收各种苛捐杂税等手段造成的。大清的企业人、生意人，一提起政府，不是喜形于色，而是谈虎色变，这就是明证。张謇本人就有过深刻的感受。
张謇找来几个在日本的华商聊天，想听听他们对清政府的看法。结果他发现，他的这些感受，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有，每一位跟他聊过天的在日本的华商，对清政府普遍感到两个同样的字——“寒心”。
此时的张謇心里生出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希望来：清政府也能像日本一样，为民族工商业的成长创造一个优良的大环境，从这条道路上，真正使大清国走上国家振兴、国富民强的道路，“与世界争进文明”。
考察日本私人银行业
还在出国考察前，张謇就有一个想法，在通州设立私人银行，“以劝助农工商之业”，现在到了日本，张謇就想看一看日本人的银行业是如何做起来的。
五月十五日，张謇访问大阪株式会社三十四银行董事长，目标明确，“从问劝业银行事例”。从董事长这里，张謇得到一些赠品，是办理“银行事务要项”的资料。这些资料十分重要，特别是对于张謇这样一个想办银行却又不专业的人士来说。第二天他又来到这家银行，今天不是来跟董事长聊天，而是走到银行职员中，“观其办事”，看银行里实际运作的流程。
对这家银行的参观访问，让他对日本政府“以予为取”的政策，又有了新发现，他进一步弄清了日本政府扶助本国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具体做法。
这家银行成立于明治十一年（1878），“本为国立，后属之商”。简单来说，就是国家资产私有化。为什么国有银行要变成私人所有呢？是不是某些个别的官员用贪污盗窃的办法将国有银行变成私人的呢？
答案恰恰相反，这是日本政府主动的行为，是政府政策导致的结果。日本政府的政策是“工商之业，官为民倡，有利则付之商。不止不夺也，而维护之”。看到了吗？日本是有盈利的情况下，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因为企业亏本才卖给私人。从这个做法中，张謇得出一个结论：“其官智之程度高也。”
为什么国家政府先把企业做起来，做成赚钱的企业，然后送给私人？这样的做法是明智的吗？即使我们今天看来，这样的政府简直就是弱智傻瓜，对于这一点，张謇没有做说明。或许是政府“以予为取”的一种手段；或许是政府不与民争利的一种方式；或许除了能直接转变政府职能之外，还有更大的意义，那就应该是直接送富于民，政府直接制造出资本家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其中实在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深入地研究日本政府是如何通过政府的手段人为地制造出资本家的。因为政府用合法的手段制造出大量的资本家，对于一个今天的国家来说，对于当代工业来说，意义是极其巨大的。保护民族工商业——变取为予——政府培养民间资本家，正是这样的一套套玩法，日本政府与清政府的PK中，日本的资本家把大清国的洋务派一下子甩到了后面。
参观日本大的工程项目
五月十四日下午，张謇乘坐大阪邮轮会社的一艘小轮，参观日本三大建筑之一的筑港，位于大阪西南。
“筑港”这个名称有它的来由，“本海也，筑而后有港，故名筑港”。说白了，就是一个人工建筑的海港。张謇详细地记下筑港的现状、规模、建筑方法。
为什么他要如此详细地记载呢？是不是与他要建设的滨海牧垦区有关？他没有说明。在日记中，张謇写道：“日人初师荷兰，荷兰人以建筑闻名于欧洲，意仍（荷）兰法也。”向大海要土地，荷兰、日本已有成功的做法，张謇应该有一个感觉，他在中国的做法，并不是一人独创的冒险行为，是有他国人民、他国政府成功的做法为借鉴的。
作为日本的三大工程（筑港、大阪水道、淀河）之一，日本政府在这些地方投下巨资。“筑港之举，自明治三十年（1897）十月始，定于三十七年（1904）竣工，预算费二千万圆。水道自二十五年（1892）始，费三百六十万圆。淀河工自三十一年（1898）始，费九百十万圆。勤矣哉！”
那时的张謇通过这些数字看到日本人的“勤”，有一点他应该没有看到，政府利用巨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着意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叫GDP。
由筑港返回大阪市的途中，张謇又参观了日本一家私营的铁工所。这家企业规模不大，资金也有限，然而技术、设备都很先进，能制造汽轮船、浚渫机船，在台湾基隆设有分厂，在铁工所里没有欧洲技术员。
张謇在做记录后，有一个联想。他想到中国的上海制造局，在这家洋务企业里，“规模之大，经费之宏”，从投资到规模，都是这家铁工所的几十倍，然而“未曾为农工实业造一船、制一械，以市于民而收其利，以助农商之业而分人以利”。当然，实际情况与张謇的说法有出入，这家官办企业也造船舰机械，只是生产海军军舰，不卖到民间，但确实没赚到钱，反而亏本。这都是为什么呢？张謇感到特别郁闷。他自我提问：“彼此相较何如也？”大清也有自己的企业，为什么相差这么大呢？这还真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这是世世代代中国人都在忙着研究、努力解决的中国式难题——官办企业的痼疾。
五月十九日，张謇坐汽车到京都参观水力发电厂。“水自琵琶湖过山隧而来，高于机轴处一百二十尺”，如此宏大的水电工程，这在当时的大清国是没有的，对一位大清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其分水处，山特耸起，树木如画，水悬泻丈余，练飞雪吼……循山麓曲折而下，以灌溉平原之田。凡所见水有用处，皆人工也”。
这项水利工程在明治三十年（1897）开始凿山、建渠、通漕、设楗。由京都府知事北垣国道发起，全部费用由京都地方捐款。这种集资方式有点怪，搞大工程由地方捐资来解决资金难题？
“创建之始，人咸怨之。今农工商之利，日新而月盛。至欲醵金写像，以报始功之人”。能不怨吗？家家户户要捐钱，私企老板要带头捐。现在好了，所有捐款人都成了受益人，能享受水电工程带来的巨额的、长期的分红回报。
日本政府如此这般建设大工程的办法，张謇极为赞赏，认为这位北坦国道领导的功绩，可以跟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家、兴建都江堰的李冰PK一把。张謇的原话是：“百世之祀，宜哉！”
在《东游纪行》里，张謇还专门为这项工程建设作了一首诗：“疏凿琵琶自北垣，农工赖泽万人暄。当时谣诼知何限，石剥接飞更不言。”从这里，我读出他那颗很不平静的心，这个不平静，不是激动，而是“同病相怜”。因为北垣国道的遭遇引起他对创业艰难地感叹，在创业初期，张謇深深地——不是浅浅地——感受到其中的痛苦，“会世多故，谗言高张，惧不胜其描画”。现在，看到北垣国道的巨大成绩，也让张謇备受鼓舞，这也坚定他创办实业、向大自然要财富的信心，并且对前进路途上可能遇到的荆棘坎坷有了一个思想上的准备。
北海道的开发
大清国是个农业大国，张謇创办实业，也是从农业这里开始第一步的，“先事农桑”。在农业领域创业，在那个时期，他的感受之深，几乎没有人能跟他比。用他自己的话说，“竭八年辩论、抵持、争进之力，仅成一海门蚕业”。一个读书人，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在田间地头战斗，那日子是很不好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