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一直都不喜欢福克，到1927年4月，两人的敌意彻底公开了。起飞当天晚上6点，福克和机组的三名成员——副驾驶员弗洛伊德·贝内特、导航员乔治·诺维尔（GeeNoville）及伯德本人，迫不及待地挤进了机舱。这轮首飞由福克驾驶。飞机平稳起飞，在空中表现完美，但当“美洲号”准备着陆的时候，在无法摆脱的重力作用下，很明显机头往前倾，鼻子先歪了下去。可问题在于，由于机身的中间部分塞着满满当当的大油箱，机舱前面的四个人没有办法撤到后边重新分配载重。
福克围着机场盘旋，琢磨自己接下来怎么办（或者这么说，他琢磨着自己这一回是真没办法了），并尽量小心翼翼地开始着陆。接下来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一时间变得极具争议性。伯德坚称福克放弃了驾驶，想尽一切办法保住自己的性命，而让其他人听天由命。福克极力否认这一点：“谁也没法从坠毁的飞机里跳出去。”“也许伯德太兴奋，幻想出了这一切。”福克在自传里痛苦地讽刺。残存的坠机影像记录短暂又模糊不清，它显示飞机迫降动作很粗野，鼻子先着地，接着又打了个滚儿，像小孩子翻跟头似的。福克和其他所有乘客一样，只能咬牙挺住，没有其他办法。
从纪录片中看飞机的损伤很小，但实际上情况非常糟糕。一片螺旋桨叶撕开了机舱，插进了贝内特的胸膛，他血流如注，严重受伤。诺维尔痛苦地想起了福克曾有两名手下死于火灾，掀开飞机上的覆盖层闯出了一条生路。伯德紧随其后，他对福克怒不可遏，据说他都没注意到自己的左胳膊断了，像树枝一样挂在肩膀上摇摇晃晃。而福克毫发无损，站在那儿朝伯德大吼，怪罪他使飞机超载毁了这次处女航。
这次事故在伯德的阵营引发了严重的积怨，让团队的计划拖延了好几周。贝内特被匆忙送去了哈肯萨克市的医院，此后10天都在死亡的边缘挣扎。考虑到生命安全，他再也没回团队。这架飞机几乎需要彻底重造——后来也的确做了大幅度调整，让载重分配得更合理。但就眼下看来，伯德的团队出局了。
这样就还剩下另外两支美国飞行队了，可惜命运对它们也并不垂青。4月24日，也就是伯德坠机8天后，钱伯林听人劝说，把飞机的所有者查尔斯·莱文（CharlesA。Levine）9岁的女儿，还有布鲁克林商会一位官员的女儿带上了飞机，到长岛上空短暂地飞翔了一番。钱伯林的小乘客们享受到了一次远超预料的兴奋之旅，因为起飞过程中起落架断开了，机身后面只剩了一个轮子，也就是说钱伯林只能靠一个轮子着陆了。他近乎完美地完成了着陆，没有伤着自己，也没伤着乘客，但机翼撞到了地面，飞机受损了，“哥伦比亚号”的飞行计划也就大幅延后了。
现在，希望落到了弗吉尼亚州汉普顿路海军空军基地的两位备受欢迎的军官诺埃尔·戴维斯（NoelDavis）和斯坦顿·伍斯特（StantonH。Wooster）身上。戴维斯和伍斯特都是聪明能干的飞行员，他们驾驶的是一架由宾夕法尼亚州布里斯托尔湾制造的“基斯通探路者号”（Keystohfinder）飞机，簇新闪亮，靠3台莱特旋风系列发动机提供动力。可惜外界不知道的是，在快交货的时候飞机比预定计划超重了520千克。戴维斯和伍斯特驾驶飞机做了一连串试飞，每次都小心翼翼地增加载油量，还没出现什么问题。在4月26日，钱伯林紧急迫降两天后，他们安排了最后一轮的试飞。这一次，他们将以7。7吨重的满负荷条件起飞，比此前飞机的载重量要多14。
来为他们加油打气的人里有戴维斯年轻的妻子，她怀里还抱着两个襁褓中的儿子。伍斯特的未婚妻也在场。这一次，飞机挣扎着升空了，可尽管来到了空中，飞行高度还没机场尽头的一排树高。伍斯特转了个急弯，飞机失控摔在地上解体了。戴维斯和伍斯特当场死亡。至少从眼下看来，美国人已跟竞争无缘了。
更糟糕的是，欧洲人的进展却相当不错。美国飞行员们把所有的心思投入陆上飞机中，意大利人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认为水上飞机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水上飞机有很多优势，比如不需要停机坪，因为它们可以停放在任何合适的水体之上。水上飞机可按“跳岛游”的方式横渡大洋，顺着河流深入丛林密布的大陆，停在沿岸没有起降空地的地方——都是传统飞机做不到的。
意大利飞行员弗朗切斯科·皮内多（Francesedo）最出色地诠释了水上飞机的多功能性和实用性。皮内多是那不勒斯市一位律师的儿子，受过良好教育，本来正要走专业人士的道路，却无意中接触到飞行，他立刻全身心地爱上了它。1925年，在机械师埃内斯托·坎帕内利（Eroelli）的陪伴下，皮内多从意大利飞到了澳大利亚，返程时又途经了日本。他们使用了长度相对较短的跳跃式完成了这次航行，跟陆地始终靠得很近，用了7个月才走完。这趟54718千米的航程用任何标准来看都可谓壮举，皮内多成了英雄。1922年上台掌权的贝尼托·墨索里尼授予他各种荣誉。墨索里尼被飞行迷住了——为了速度、为了胆量、为了占据技术优势的潜力。在墨索里尼眼里，粗壮的那不勒斯小个子皮内多神奇地体现了所有这些特质，成了自己的空中特使。
1927年春，已创办4年的《时代周刊》正陶醉于陈词滥调之中，它形容皮内多是个“黑黝黝的法西斯王牌飞行员”——《时代周刊》几乎把所有从阿尔卑斯山以南来的人都形容为“黑黝黝”。皮内多的皮肤其实并不怎么黝黑，也算不上是王牌飞行员，战争中他主要执行侦察任务，但他的确是一个忠实的法西斯分子。他穿着一身黑衬衫，抹着锃亮的发油，高扬着下巴，站立时用拳头贴着屁股，这姿态近乎滑稽，但完全是傲慢法西斯分子的典型。要是他还待在欧洲，这算不上什么问题，可惜1927年春天他到了美国。更糟的是，他还以最英勇的形式展现了这副模样。
美国的飞越大西洋候选人还在努力地准备飞机，皮内多已经高效地从非洲沿岸、佛得角群岛、南美和加勒比地区一路飞到了美国。这是飞机第一次由东向西穿越大西洋，虽然不是持续地一次性完成的，但也堪称壮举。3月下旬，皮内多抵达美国的新奥尔良，并在全美各地奢华地巡游。当然，不见得总是受到欢迎。
很难说清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方面，他毫无疑问是个天才飞行员，哪怕接受一两场游行的喝彩也当之无愧；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认为他代表了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力量。恰好，这时候美国的飞行努力正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皮内多在全美各地的庆功活动似乎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新奥尔良巡游之后，皮内多向西行至加利福尼亚州，停驻在沿岸的加尔维斯顿、圣安东尼奥、温泉城等地补充燃料，接受小部分支持者以及大群好奇围观者的欢呼。4月6日，在前往圣迭戈市民招待会的途中，他降落在凤凰城西侧沙漠里一座名叫罗斯福湖的水库上。就连这种偏远地带也围着一群观众，众人恭敬地守着飞机给他加油，一名叫约翰·托马森（JohnThomason）的青年却点燃了一支香烟，不假思索地把火柴扔进了水里。水面满是油和航空燃料，立刻燃起一场大火，所有人吓得四散而逃。几秒钟内，皮内多心爱的飞机就被大火吞噬，工人们只能跳进水里逃命。
当时皮内多正在湖边的饭店吃午饭，抬头看到自己停飞机的地方冒起了黑烟。整个飞机全毁了，只剩下引擎，沉到了18米深的湖底。意大利媒体本就对美国的反法西斯主义情绪过敏，此刻得出结论：这是背信弃义的破坏行为。“反法西斯主义的卑鄙犯罪”——一份报纸的文章标题痛斥道。“反法西斯主义者们的可憎行为”——另一份报纸遥相呼应。美国驻意大利大使亨利·弗莱彻（Hecher）写了一封道歉信给墨索里尼，说失火是“愚蠢的犯罪行为”，并承诺“很快会找到罪犯，并绳之以法”。可这封信，把局面搞得更加糟糕。事后好些天，一名《泰晤士报》通讯员从罗马发来报道，意大利的市民们只谈论“他们的英雄、他们的超人、他们的半神、他们亲爱的皮内多”这一次遭受的可怕挫折。最终，各方冷静下来，并接受了这次事件纯属意外的结论，但怀疑的情绪仍在民众心底酝酿。从此以后，一群身着黑皮衣、脚踏黑皮靴的法西斯分子主动担当了皮内多、机组人员及其财产的警卫员。
皮内多留下副手从湖里打捞引擎并弄干，自己向东前往纽约等待意大利再发来一架替代飞机。墨索里尼答应立刻派遣。
当然，皮内多可能不知道，他生活和飞行里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呢。
全世界的注意力转移到巴黎，5月8日黎明，穿着笨重飞行服、上了年纪的两名男性走出了勒布尔歇机场的行政大楼，接受祝福人群饱含敬意的掌声。这两个人分别是查尔斯·南杰瑟（ungesser）上尉和弗朗索瓦·科利（Fran?oisColi）上尉，他们步履僵硬，稍微有点不大自然。笨重的飞行服让他俩显得像是穿着宽大防雪服的小男孩，但考虑到两人打算在开放驾驶舱里飞行5800千米，这么穿也是必需的。
许多祝福他们的人穿着晚礼服等了一整夜。《纽约时报》把现场比喻成游园会。在送行队伍里，有南杰瑟的朋友拳击手乔治·卡彭铁尔（Geestier）和歌手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Chevalier）。谢瓦利埃还带着自己的情妇——著名女歌手和演员蜜丝婷瑰（Misti）。
南杰瑟和科利是战争英雄，通常来说也是临危不惧的人，可今天有些不同。46岁的科利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物——46岁还活着而且继续翱翔天际的飞行员可不多。他戴着黑色的皮眼罩，盖住失去的右眼——这是他在空战里受过的5次伤之一。不过这跟南杰瑟受过的伤比起来就不算什么了，没有谁在战争里比南杰瑟受过的伤还多，至少没谁受过那么多伤还能活下来。南杰瑟受过的伤实在太多了，战后他甚至在名片上列了一份伤病清单：6次颌骨骨折（4次上颌骨、2次下颌骨），颅骨和上颚骨折，子弹贯穿了嘴和耳朵，手腕、锁骨、脚踝和膝盖错位，牙齿被打掉，上身留着多枚弹片，多次脑震**，多次腿骨折，多次内伤，至于挫伤则“不胜枚举”。他曾在一次车祸中受了重伤，同伴身亡。很多时候，他伤势太重，只能被机组成员抬到飞机边，小心翼翼地放进驾驶舱。尽管受过这么多伤，南杰瑟击落过44架飞机，按他的说法其实更多。法国飞行员里超出此数字的只有勒内·丰克。南杰瑟得过的奖章也很多，佩戴在身上一走路便叮当作响，他把这些也都列在了名片上。
和其他许多飞行员一样，战争结束带给南杰瑟的只有损失。他在阿根廷高乔当过一阵牧民，在美国和朋友沙雷特侯爵（theMarquisdeCharette）一起做过示范飞行，并出演过一部叫《雷霆战机》（TheSky-Raiders）的电影，该片在罗斯福机场拍摄，此刻奥泰格奖金的竞争者们都聚集在那儿。
凭借高卢人的魅力，以及挂了整整一胸膛的奖章，南杰瑟对女性来说有着不可抵挡的魅力。1923年春，他和纽约年轻的社交名媛孔苏埃洛·哈特梅克（aker）订了婚。19岁的哈特梅克小姐是从一群活力四射的女性里脱颖而出的。她的母亲内利·桑兹（NellieSands）是著名的大美女，把三任丈夫玩弄得团团转，这其中就包括哈特梅克小姐的父亲老哈特梅克先生。在1921年，桑兹抛弃了老哈特梅克。这位茫然不知所措但又好心肠的绅士反对女儿的婚事，理由很站得住脚——南杰瑟一贫如洗、伤病缠身、举止粗鲁、没有工作，还是个法国人。不过，就这一点老哈特梅克先生也没有得到前妻的支持：桑兹女士不仅认可女儿和南杰瑟的婚事，而且宣布自己也将在同一时间跟新情人威廉·沃特斯（WilliamWaters）船长结婚。这位和蔼可亲的美国船长没什么名气，一辈子似乎只有两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次是他跟桑兹女士结婚，另一次是几年后两人离婚。所以，母女俩在法国布列塔尼的迪纳尔举行了一场联合婚礼，此时距1927年春天查尔斯·南杰瑟最后一眼凝视故土并不太久。
事实证明，从巴黎启程是一件充斥着爱国虚荣心的事，许多因素都注定了他们的失败。因为从巴黎起飞意味着要逆风而行，逆风会减缓飞行速度大幅提高油耗。飞机采用了水冷式的洛林-迪特里希（Lorrairich）引擎，皮内多飞往澳大利亚用的就是这一款，所以它足够靠谱儿，只不过这不是一款为长距离逆风海上飞行设计的引擎。他们怎么算都只能携带差不多够飞40小时的燃料，所以完全没有失误的余地。南杰瑟似乎知道自己在做的事情近乎不可行。5月8日，他走向飞机时向送行的人群虚弱地笑了笑，看起来精神恍惚。
为了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通过静脉注射了咖啡因，这对他的神经可没好处。相比之下，科利显得很放松，但他跟南杰瑟的看法一样：飞机超载了，应当减负。他们决定放弃大部分的干粮，外加救生衣和一艘充气小艇。这一下，如果迫降他们就完全没有救生设备了，除了一套用来蒸馏海水的精巧装置、渔线和鱼钩，还有少许组合奇妙的食物：三罐金枪鱼，一罐沙丁鱼，十几根香蕉，一千克白糖，一瓶热咖啡，还有白兰地。就算卸载了物资，飞机的重量仍然有近5吨。它之前从来没有载重这么大起飞过。
准备就绪之后，科利和妻子拥抱告别，接着和南杰瑟挥手向祝福的人群致意，登入机舱。凌晨5点15分他们起飞了。勒布尔歇机场的跑道有3千米，他们几乎要把它用完。飞机以低得可怕的高度掠过宽广的草坪，但速度慢慢提升了起来。过了一段时间，它短暂地抬升了，紧接着又降下来，轻快地又前进了275米，这才最终勉勉强强地进入半空。飞机的总工程师一路跟着跑了大半程，跪倒在地哭了起来。能起飞就算是一场胜利了。截至此刻，大西洋竞赛里终于有一架飞机能起飞了，观众发出阵阵喝彩。“白鸟”痛苦地缓缓上升，进入了西边天际的乳白色阴霾中，一路飞到了英吉利海峡。1小时27分钟后的早晨6点48分，南杰瑟和科利来到了诺曼底埃特尔塔的白垩岩悬崖海岸。4架护航的飞机点点机翼，向“白鸟”致敬后离去，剩下它独自前往英伦三岛及其后冰冷的大西洋。
第二天传来了好消息：这两名飞行员成功了。“南杰瑟倒了！”巴黎人的报纸《不妥协派报》（L’I）太过兴奋，以致于把“到了”错写成了“倒了”。而其竞争对手《巴黎新闻报》（ParisPresse）援引了南杰瑟登陆之后向美国民众发表的第一句话。报道称，南杰瑟稳稳当当地降落在了纽约港，把飞机停在了自由女神像之前。报纸骄傲地指出，这座雕像来自法国。上岸后，两名飞行员受到了全城热烈的欢迎，在第五大道游行时，彩带将他们团团包围。
喜讯让巴黎几乎停滞。钟声响起，陌生人热泪盈眶地相互拥抱。只要有人拿出报纸，就会聚起人群。皮埃尔·莱维塞尔发去贺电。在马赛科，利母亲的家里，人们打开香槟。“我知道我的儿子会成功的，因为他是这么告诉我的。”科利的母亲说，脸上还挂着喜悦而欣慰的泪花。
可没过多久，人们发现这两则新闻不仅仅是误报，而且是纯属虚构。南杰瑟和科利并未抵达纽约。实际上他们失踪了，可怕地失踪了。
随后展开了大规模的海上搜寻行动。海军舰艇纷纷出动，商船也接受指示保持警惕，海军飞艇“USS洛杉矶号”奉命从空中进行搜寻。从勒阿弗尔出发途经纽约的邮轮“法国号”接受了法国政府的指示，顺着比常规航线偏北的海域前进，尽管有碰到冰山的危险，他们还是希望能碰到漂浮的“白鸟号”。在罗斯福机场，罗德曼·沃纳梅克拿出25000美元的奖金，说只要有人找到失踪的飞行员，无论生死都可领奖。
有那么一两天，人们指望着南杰瑟和科利随时会冒出来，胜利而归。但每过去一个小时，事态就越发不利，再加上当时的天气也从阴冷变成了可怕。浓雾笼罩了整个大西洋东部，从拉布拉多半岛到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北美海岸全都隐没在雾里。纽约港入口处的安布罗斯浮动灯塔管理员报告说，成千上万的鸟在一年一度地向北迁徙中迷了路，只要能抓得住的灯塔表面，都被它们占据了。在新泽西州的桑迪胡克，4盏探照灯不休不眠地扫过天空，只可惜毫无意义——因为光柱刺不透遮天蔽日的黑暗。在纽芬兰，气温骤降，甚至还下了一阵小雪。
因为不知道两位飞行员在最后关头放弃了储备物资，评论家指出，南杰瑟和科利有足够的食物可维持几个星期。按照设计，他们的飞机可以永远浮在水面上。两年前，美国飞行员约翰·罗杰斯（Jers）中校和三名机组人员在从加利福尼亚飞往夏威夷的途中飞机失事，在太平洋上漂浮了9天，别人都以为他们死了，最终却被一艘潜艇救起。这一回，许多人也把希望寄托于此。各地都出现了南杰瑟和科利的传闻——冰岛、拉布拉多，以及任何有若干艘船经过的海域。爱尔兰有三个人报告说看见了他们，这给了一些人信心。可另一些人却觉得，在一个有300万人口的国家里，只有3个人看见可算不上多。在纽芬兰，主要是格雷斯港附近，有16人报告说听到甚至看到了飞机，但没有一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此外，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美国的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甚至南至华盛顿港、长岛都传出了类似的报告。
法国传出谣言说美国气象局对法国人隐瞒了重要信息，好让美国飞行员保持优势。美国大使迈伦·赫里克（MyronHerrick）向华盛顿发电报说，美国飞机这时候飞来不太明智。
对法国航空界来说，这绝对是悲剧的一星期。南杰瑟和科利从勒布尔歇机场起飞的同时，另一架雄心勃勃的法国飞机——现在几乎被世人遗忘了，不过在当时也几乎没什么人留意，载着3名飞行员皮埃尔·圣罗曼（PierredeSaint-Roman）、埃尔韦·蒙内瑞斯（HervéMouneyres）和路易斯·珀蒂（LouisPetit）从非洲西海岸的塞内加尔出发，前往巴西。在离巴西海岸仅有193千米的地方，他们用无线电发送了好消息，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就能抵达，《时代周刊》的一位通讯员这样报道。但这是最后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飞机残骸至今无人发现。
9个月里，为了争取飞越大西洋，已经有11个人断送了性命。可就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诸事不顺的节骨眼儿上，有个外号叫“皮猴儿”的西部瘦高年轻人宣布自己打算孤身飞越大西洋。他的名字就是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Lindbergh）。
一个最不同寻常的夏天马上就要开始了。
[1] 伦敦科学博物馆就展示着一架维克斯双翼飞机，可惜少有人注意。希思罗机场的阿尔科克和布朗纪念碑，在他们完成壮举的35年后才被竖立起来。我从伦敦图书馆借阅了格雷厄姆·华莱士（GrahamWallace）记录那次飞行的经典作品《阿尔科克和布朗的飞行》（TheFlightofAlock&Brown，14-15June1919），发现17年来借阅这本书的只有我一人。——作者注（后文如无特殊标注，均为作者注释）
[2] 阿尔戈英雄：指希腊神话中跟随伊阿宋乘坐快船“阿尔戈号”取金羊毛的50位英雄。——译者注
[3] 《飞翔的荷兰人》（FlyingDut），此书名一语双关，亦可作“漂泊的荷兰人”解。按维基百科上的说法，飞翔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艘永远无法返乡的幽灵船，注定在海上漂泊航行。传说，航海者若是碰上了这艘幽灵船，就是注定失事的征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