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1927年8月
我从不知晓，从未听闻，也从没读过，像这般惨无人道的法庭在历史上还有第二个吗？
——尼古拉·萨科
20被特殊对待的意大利人激进分子爆炸案
1920年4月，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下午4点刚过，在马萨诸塞州的南布伦特里，斯莱特和莫里尔鞋业公司的两名职员顺着尘土乜扬的上坡路行走，从公司设在铁路大道的办事处前往180米外珍珠街上的一栋独立厂房。弗雷德里克·帕门特（Frederiter）是工资结算员，亚历山德罗·贝拉德里（AlessandroBerardelli）是他的护卫。他们扛着两口金属箱子，内装有15776。51美元，是500名员工一个星期的薪水。这条路经过了另一家名叫“赖斯和哈钦斯”的鞋厂，它占据了路旁一栋5层楼的建筑，在路面投下黑暗阴沉的影子。
帕门特、贝拉德里两人经过赖斯和哈钦斯鞋厂时，有两个在附近闲逛的人逼上前来索要钱箱。贝拉德里还来不及反应，劫匪就朝他连开三枪，贝拉德里跪倒在地用手在地上勉强撑着身子，脑袋耷拉着。他咳出鲜血，挣扎着喘息。枪手随后转向一脸骇然的帕他是虔诚的教徒，很受同事喜欢，同样留下了妻子和一对孩子。关于两名受害人，这就是我们所知的一切了。两人都没有照片留世。
案犯逃离现场所用的汽车是一辆失窃的别克车。两天以后，有人发现它被弃置在一个叫曼利伍兹的地方。警方当时正在寻找一起抢劫案的疑犯，那起抢劫案发生于上一个圣诞节前夕，位置在附近的布里奇沃特。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迈克尔·斯图尔特（MichaelE。Stewart）出于一些与证据无关的理由认为两起案件的作案者都是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他发现，有个名叫费鲁西奥·夸奇（FerruccioCoacci）的激进分子的住处离弃置汽车的地方不远，就认定此人是主要犯罪嫌疑人。《纽约客》事隔一段时间后曾戏谑地写道，斯图尔特认为“完成了一桩抢劫和凶杀的罪行，凶手总会自然而然地把汽车弃置在自家前院”。
虽然斯图尔特的确是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但他所谓的头衔不过是对现实情况的大幅度夸张，斯图尔特的所有警力就是一名兼职助手。斯图尔特本人没有接受过谋杀案调查训练，也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处理经验。这就难怪他热情洋溢地进行调查了。这是他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会。
夸奇很快就洗清了嫌疑：他早就回意大利了。此刻住在房子里的人叫马里奥·布达（MarioBuda），斯图尔特不屈不挠，又把怀疑转到了布达身上。斯图尔特得知布达在西布里奇沃特的榆树广场车库里有一辆车要修，就严命修车厂老板一等布达来电就通知自己。
3个星期后的一天晚上，电话来了。车库老板告诉斯图尔特，布达和另外三名男子来拿车，但因为车还没修好就直接离开了——布达和另外一人骑着一辆带车斗的摩托，其他两人是步行来的。老板以为步行的两人要搭乘有轨电车前往布罗克顿，于是斯图尔特通知了当地警方。有轨电车到达布罗克顿之后，一名警察上车检查，调查了几名乘客，拘留了两个看起来忐忑不安的意大利人：巴托·万泽蒂（BartVai）和尼古拉·萨科（NicolaSacco）。警察发现他们携带了装有子弹的手枪和大量弹药，有些子弹不属于他们所携枪支。他们还持有一些无政府主义文献。
对斯图尔特局长来说，这些就足够了。虽说这两人此前从未有过被捕的记录，斯图尔特也没有证据证明两人曾在凶案发生时到过南布伦特里，他还是提出了控告。
对在美国的激进人士和外籍人士而言，目前不是什么好光景，如果兼具双重身份就更加危险。美国正处在“红色恐慌”的魔爪之下。1917年和1918年，国会先后颁布了两套限制性强得吓人的法律：《1917年反间谍法》（Epsio）和《1918年反煽动法》（SeditionAct）。凡是有人表现出任何对美国政府及其象征符号的不敬，一旦落实就会遭受重罚。这些符号包括但不限于国旗、军装、历史文献，或者一切寄托了美利坚合众国荣耀与尊严的东西。而且，政府机构也以带着惩罚性的目的来严厉执行这两套法律。“公民因为在自家餐桌上批评红十字会就被扔进了监狱。”有评论员指出。一名佛蒙特州的牧师因为派发了五六张倡导和平的传单，被判服刑15年。在印第安纳州，陪审团只花了两分钟就无罪释放了一个朝说蹩脚英语的移民开枪的人。
疯狂的是，表达对国家有欠忠诚的言论比真正做了不忠的行为更加危险。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狱一年，但怂恿他人拒服兵役可能被判入狱20年。《反间谍法》生效的最初15个月就有上千公民因触犯相关条款入狱。很难知道什么事情会给自己招惹麻烦。制片人罗伯特·戈尔茨坦（Roldstein）因为在一部讲述美国独立战争的电影里，从负面角度表现了英国就被关进了监狱。法官认为，在平日里这样的描述会是“允许甚至值得称道的”，但“眼下国家正处在危急之时”，戈尔茨坦“无权颠覆国家的意志和命运”。因为侮辱了一支150年前的外国军队，戈尔茨坦被判处12年徒刑。
虽然《反间谍法》和《反煽动法》仅是战时举措，但和平降临之后情况反而恶化起来。200万名士兵回国后需要工作来糊口，战时经济又萎靡不振，让美国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之势中。20多个有黑人聚集的城市爆发了骚乱。芝加哥的黑人数量在10年里翻了一番，一名黑人青年躺在密歇根湖的一条竹筏上睡着了，筏子漂到了白人的海滩上，一群白人对其投掷石头，并杀害了他。此事引发了长达两周激烈的暴动，结果38人遇害，整个街区都遭到了破坏。
与此同时，产业动**也搅得大部分州不得安宁。码头工人、制衣工人、雪茄工人、建筑工人、钢铁工人、电话接线员、高架铁路和地铁的工人、煤矿工人，甚至百老汇演员都举行罢工走上了街头。1919年，有一阵子举行罢工的人有200万之多。
人们指责是外国煽动者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简称IWW）引发了骚乱。在波士顿和克利夫兰，警方协助市民殴打劳动节的游行群众，之后，波士顿的警察自己又举行了罢工（也就是让卡尔文·柯立芝在全国出名的那一次）。在华盛顿州，暴徒将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雇员韦斯利·艾佛斯特（WeslryEverst）拖到街上殴打，还切掉了他的**。艾佛斯特恳求暴徒让自己死个痛快，折磨他的人便将之带到城里的一座桥上，用绳子把他挂起来，朝他开枪。这起死亡案被认定是自杀，没有人遭到指控。
在动**期的最高峰，据推测是某个心怀不满的外国人开始寄送炸弹。亚特兰大的参议员、参议院移民委员会负责人托马斯·哈德威克（ThomasR。Hardwick）家里的女佣签收了一个棕色的小包裹，并带着它进了厨房，炸弹发生爆炸炸飞了她的双手。第二天，纽约的一名邮政员读到了有关爆炸的消息，意识到此前因邮资不足而留在分拣室的16个包裹完全符合描述。他匆匆赶回工作的地方，发现这些包裹都是要寄送给知名公众人物的：约翰·洛克菲勒，J。P。摩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A。MitchellPalmer）、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凯纳索·兰迪斯（KeainLandis）及若干州长和国会议员。所有包裹的寄件地址都是曼哈顿第三十二大街及百老汇大街上的金贝尔兄弟百货（GimbelBrothers）。人们随后又发现，还有其他几个包裹已经投递了。其中有个包裹的境遇更奇怪：先是因为邮资不足被送回了金贝儿兄弟公司，一名店员打开包裹看到了怪异的内件：酸液、定时器、炸药。他把所有东西重新打包，添加必要的邮资把它又寄了出去。此次总共发现36枚炸弹。除了不幸的女佣，没有其他人受伤，但也无人被捕。
不过事情远未结束。刚过了一个月，在华盛顿特区一个静悄悄的富人社区，晚风拂面，米切尔·帕尔默和妻子正准备上床休息时突然听到楼下传来扑通一声响。“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被扔到了前门。”事后帕尔默回忆说。片刻后，巨大的爆炸声撕裂了夜空，把帕尔默房子的正面炸飞了，每一间房都敞开门暴露在外，就像是玩具屋。在**的邻居们也被气浪掀翻了。整个街区的窗户全都震碎了。
帕尔默夫妇磕磕绊绊地从烟尘里走出来，两人竟然都奇迹般地没受伤，下楼后，眼前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爆炸碎片到处都是，有的挂在树上，有的散落在街道上、周边的草坪里和屋顶上。不少碎片仍冒着烟。让人啼笑皆非的是，碎片里还夹杂着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第一批赶到现场的人里包括时任海军部副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几乎就住在正对面。那天晚上，他刚外出回家把车停好。投掷炸弹的人大概是躲在阴影里，等他走了才继续把炸弹安放好。要是罗斯福晚一分钟回来恐怕就已经死了，美国的历史进程也会截然不同。罗斯福看到帕尔默夫妇身上蒙着一层石膏粉尘，震惊又茫然地走来走去。帕尔默心烦意乱地说着话，操着从小习惯的贵格教派语言，用“汝”（thee）和“尔”（thou）指代邻居们。
很明显，投弹人已经被自己的装备给炸成了碎片。罗斯福的表亲、同在现场的爱丽丝·朗沃思（Aligworth）说：“很难不踩到血肉模糊的碎块。”投弹人的一条腿落在了街对面的台阶上，还有一条腿飞到了15米之外。躯干的一大段还裹着破烂的衣衫，挂在邻近街一户人家的屋檐上晃来晃去。另一截难以判断是哪个部位的肢体一路飞进了一扇窗户，落在挪威特命全权公使赫尔玛·拜卢（HelmerBysn）的床脚下。投弹人大部分头皮在两个街区之外的S大街上都能找到。从距离和高度上看，为了达到这个地方，投弹人的脑袋必然要顺着一条高30。48米长76。2米的轨道飞出去。这可真是个大号炸弹。
因为尸体碎片太多，警察们最初以为有两名投弹人，或者一名投弹人及一个身份不明的无辜路人。显然，爆炸发生得太早了。警方推定投弹人正要将炸弹放在帕尔默家的台阶上，却不小心触发了它。
这天晚上还没过完，各地新闻专线就又传来报告：还有7个地区发生具有类似破坏程度的爆炸——波士顿、纽约、费城、匹兹堡、克利夫兰、新泽西州的帕特森，以及马萨诸塞州牛顿市。只有纽约的一名守夜人丧命，但知悉恐怖分子能协调发起如此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让许多美国人明显紧张起来。其他地方的炸弹有几枚显得十分神秘，有可能是因为安放位置出了错。在费城，一枚炸弹把某珠宝商的房子炸飞了，可此人跟政府全无关系，也跟政治没有牵连。另一枚炸弹炸毁了一座天主教堂。为什么投弹人会以天主教堂为目标呢？没人解释得了。
基本上，多亏了华盛顿的投弹人打了一条很有特色的圆点领带，侦探们才得以确认他的身份：卡罗·维尔迪诺切（CarloValdinoce）。这对无政府主义运动来说可是很大的损失。虽然年仅24岁，但维尔迪诺切已经成为了地下传奇人物。联邦探员最近刚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座房子里发现了他的踪迹，但他当着众人的面顺利脱身，为自己平添了机警与无敌的名声。自1917年进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投弹活动之后，维尔迪诺切就一直在逃。该枚炸弹同样没按计划爆炸。确切地说，炸弹压根儿就没爆炸。可警方的行为蠢得超乎想象，他们把炸弹带回警察局，放在主审讯室的一张桌子上以便仔细检查。在拨拨弄弄的过程中炸弹爆了，10名警察以及一名来报抢劫案的妇女当场身亡。投弹人根本没被抓到，案件始终未结。有关激进分子的案件最终能结案的不多。
爆炸案给米切尔·帕尔默的思想造成了奇妙的影响。他本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就任司法部部长才刚3个月就成了两枚炸弹的靶子——前一枚炸弹就是缺乏邮资没能投递出来的那枚；现在这一枚实实在在地在他家爆炸了。这促使他强烈地倾向于认同司法部一位年轻顾问的意见：这位顾问构建了一套阴谋论，认为美国的移民颠覆者意图发动政变。这位年轻顾问名叫埃德加·胡佛（J。EdgarHoover），他让帕尔默认为共谋者的人数庞大，而且正打算发动一场大罢工。才刚从法学院毕业的埃德加·胡佛负责当时无关紧要的敌国公民登记科，俗称“激进分子部”。他整理出了一份包含了20万人与其组织名称的索引文件，整整齐齐地做好了交叉引用。他又找了40名翻译埋首钻研激进文献，不知疲倦的胡佛为他们清点了600多本出来。
1920年，帕尔默满怀希望地想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他想通过果断解决激进分子问题来展现自己的强硬气势。他做了一系列具有末世预言风格的演讲，警告人们说，革命的火焰正席卷全美，“舔着教堂的祭坛，跃上学校的钟楼，爬进美国家庭的神圣角落，力争用**的律法取代婚姻的誓言，把社会的基石烧个精光”。帕尔默称大约有500万名革命分子正计划颠覆美国。凭借突出的下巴和严厉的说辞，帕尔默成了崇拜者心目中的“贵格会斗士”。他发起了一场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所谓的“红色恐慌”。
在埃德加·胡佛的热情鼓励下，帕尔默准备对激进分子的聚会场所展开一连串的突击行动。第一轮突击行动于1919年11月7日（俄国革命两周年）进行，12个联邦探员和警察冲进事前看准的俱乐部和咖啡馆，打砸家具及逮捕所有在场人员。在纽约，警方突袭了俄国工人联盟，殴打每一名抗议者，甚至拷问他们都做了些什么。而这个联盟无非是普通的社交俱乐部，会员可以去下棋、上英语课，跟激进活动毫无联系。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警方逮捕了大批犯罪嫌疑人，接着又逮捕了前来打听嫌疑人情况的人。在底特律，警方拘留了800人，包括一支完整的管弦乐队，一家餐厅的所有就餐者，把他们关在一条没有窗户的走廊里整整一星期，不提供足够的饮水，没有厕所，也没有可供躺下的空间。而最终，所有人都被无罪释放。
帕尔默看到突击行动带来了宣传效果，又在公众心中注入了恐惧情绪，大感兴奋，于是下令来年进行规模更大的第二轮突击。第二次至少在全美23个州78个城市逮捕了6000~10000人（各方公布的数据差异较大）。警方同样对私人财产进行了许多毫无必要的破坏，甚至没有逮捕令就抓人，还殴打无辜者。事实证明，“红色恐慌”其实完全没那么可怕。总体而言，当局只查获了3把手枪，并且没找到炸药，也没有发现任何意图颠覆国家的证据。因为没能抓到投弹人，当局没能挖出真正的主谋，帕尔默的政治前途就这样断送了。在1920年的民主党全美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选择了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JamesM。Cox）来跟他的同州老乡哈丁唱对台戏。虽然帕尔默的突击行动没有达到任何目的，但却极有力地影响了全美上下的情绪。这就是布里奇沃特的警察局局长斯图尔特明明没找到任何证据便可以认定凶手是外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萨科和万泽蒂从来没能真正得到洗清自己罪名机会的原因。
1905—1914年，1000万人（大部分来自南欧和东欧）涌入了最初仅有8300万人的美国。众多的移民彻底改变了美国城市的面貌。到1910年，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了纽约、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和波士顿总人口的近34。
仅是1908年就有13万意大利人来到美国，萨科和万泽蒂便在其中。萨科年仅16岁，来自意大利东南部的托雷马焦雷。万泽蒂来自离法国不远、更繁荣的北部皮埃蒙特山区，他比萨科大3岁。两人都不曾重回祖国。尽管都定居在新英格兰地区，但他们直到1917年才结识。
萨科是个小个子，身体灵巧，长得俊俏，用当时的话形容就是“轮廓鲜明，犹如罗马硬币”。说起来，萨科真有点像年轻时的阿尔·帕西诺（AlPao），他是个长相好看的小个子，说话轻声细语的，不喝酒也不赌博。萨科在一家鞋厂找到了工作，很快就成薪水优厚的熟练工匠。到美国4年后，萨科结了婚，建立起家庭。被捕时他才30岁，是个勤劳努力的家庭支柱。他看起来并不像是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
万泽蒂属于另一种情况。虽然在意大利接受过糕点师培训（这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来到美国后他成了拿最低薪水的普通工人。他就好像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的罪恶，故意要过贫困生活似的。他经常失业，总是缺钱，甚至偶尔吃不饱肚子。不过，到了1919年春天，他的经济状况还有他的创业精神突然好起来了：他买了一辆贩鱼车，配备了刀具、秤和闹钟吸引顾客，成了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镇的流动鱼贩。被捕时万泽蒂33岁，生意进展正顺利。
万泽蒂天生智力超群。他读过许多书，生活安静而清醒。万泽蒂从未交往过女朋友。他神态忧郁，笑起来带着伤感的温柔。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柔情，简直叫人为之心碎”。他的一个朋友回忆说。1917年过后，万泽蒂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留起了一蓬大长胡子。虽然他态度和蔼，脾气也好，却被当作美国的死敌。“万泽蒂就是无政府主义的化身。”他的同事说。
万泽蒂和萨科并非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们的住处相隔4。8千米，萨科在靠近布里奇沃特的斯托顿，而万泽蒂住在普利茅斯。两人因南布伦特里抢劫谋杀案被绞死时，相识还不到3年。
被捕并接受调查时，这两人表现得不好。他们无法解释到汽车修理店去为什么需要全副武装。他们自称不认识布达或者其他人，也不认识拥有摩托车的人。这些都是谎话，很容易被揭穿。他们否认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对为什么要到西布里奇沃特来的解释又前后不一，更缺乏说服力。人们一直怀疑，他们到那儿去是为了运送非法物资，可能是炸药，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文献，因为不想惹祸上身才说了谎。
布达和第4名男子[后确认为里卡多·奥茨雅尼（RiccardoOri）]经过逮捕审讯后，获得了释放：奥茨雅尼是因为能证明自己在两件抢劫案发生时都在上班，布达则是因为个子非常矮而粗壮，跟任何目击证人的描述都不吻合。因此，萨科和万泽蒂被默认为主要嫌疑犯，甚至是唯一可信的嫌疑犯，哪怕两人都不曾有过犯罪记录，也不曾跟任何犯罪团伙有联系。警方能提出的反证只有：被捕当时，两人携带武器，并说了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