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并世无两的绝艺
清道人是曾农髯的好朋友，或许可说是最好的朋友。
他们原是旧识，民国四年八月重逢于上海，清道人劝他留下来作“同行”。曾农髯科名较晚，官亦不显，还不够“遗老”的资格，许多“胜国耆旧”的文酒之会，起初要靠清道人提携。不过，曾农髯也很够朋友。魏碑向分南北两宗，曾农髯南北兼擅，但清道人写北魏已享大名，所以曾农髯不动北碑，自号南宗。所谓“南曾北李”之说，即由此而来。
收弟子也是，曾农髯常向登门执贽的人说：“清道人比我教得好，拜我不如拜他。”而且往往作函介绍。这也就是张大千再拜清道人，有把握不致为本师所嫌的道理。当然，这要预先征得曾农髯的同意。
张大千兄弟话说得很婉转，不说要跟清道人学书，只说清道人家累甚重，也知道他是老师的至交，想另外送他一份贽敬。曾农髯为人厚道，本就觉得平时有亏师道，所以欣然允许，而且亲自引入梅庵门下。
哪知门是拜了，竟无法见到“李老师”。李家的门房倒是很客气，但一提到要见老师，在门房那里就被挡了驾，理由很多，不是说“大人身子欠安”，就是说“大人正在会客”——清朝官场的规矩，不做官了，旧部仆从还是照做官时的称呼，所以陈散原笔下的“李道士”，在他家门房口中仍旧是“大人”。
有一天张大千的尊人问起清道人，张大千答说：“拜了师以后，还没有见过李老师的面呢!”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张大千将几次碰壁的情形讲了些。
张大千的尊人想了一下，突然问道：“门官的见面礼送了没有？”
“没有。”张大千说，“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
“那就难怪你总是被挡驾了。这份礼马上要补送，而且还不能少送。”
这个“门包”确是不轻，白花花四百袁大头。这一来当然不同了，每一次去，不但都见得到清道人，而且门官预先会关照“今天大人的精神不大好”，或者为什么事“刚发过脾气”，但最有用的是“大人在书房里写字，八少爷，你也不必在客厅里等了，直接到书房里去好了”。
能观摩清道人如何运腕、如何转侧，张大千自然获益匪浅。但相从清道人只一年而所以奉之为恩师，终生孺慕者，乃是由于清道人的启发，张大千才能练就一手并世无两的绝艺。张大千所获的启示，来自清道人谈书法的源流。清道人学书从大篆开始，接下来循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以迄于北宋四大家，对于书法的如何演变，以及为何如此演变，不但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更有亦步亦趋临摹的经验，因而能道人所不能道。而且他还拿出“于古今书无不写，学无不肖，且无不工”的本事来印证他的说法，使得张大千更能心领神会。
那时负海内盛名的艺坛老宿吴昌硕，对清道人亦很佩服。他说：“先生精篆隶、彝器、砖瓦文字，旁通六法，举世共知。至其证阁帖之源流，辨狂草之正变，则吾与先生朝夕奉手，未能尽知。”而天资颖异的张大千，却已得薪传。
张大千从清道人学书，所下的是两种功夫，一种是创造。“七尺乌藤行活计，凭何面目得风流？”要有自己的面目，才能独擅风流。张大千在清道人的指点之下，融合隶篆魏碑，参以山谷笔意，终于创出一笔苍劲而飘逸、自成一体的行书。
再一种便是临摹，而且常用左手。由于对笔法的深刻了解，任何人的字，他都能在经过周到的分析以后，掌握住运笔用墨的要诀，模仿得惟妙惟肖。学得这一手功夫，本来只是年轻好胜，露一手炫人耳目，资为朋辈的谈助，但到后来，竟成为一项并世无两的绝艺。
清道人昆仲三人，老三李筠庵，张大千管他叫“三老师”，而关系则介乎师友之间。李筠庵因为家累甚重，常造些假画卖钱。造假画比较容易，但题款而能不为人识破却很难。李筠庵造假画的本事不到家，有一次借张大千所收藏的石涛的八幅册页，临摹好了，看题款不大像，为了取信于人，只好将真册页上的题跋割下来，裱在一起。而张大千所造假画的题跋则足以乱真，其功力可见一斑。
张大千最初造石涛的假画，却是出于敬师的一片孝心。当年遗老之一的沈曾植，有一次送了曾农髯一幅山水，作者是“明末四僧”[1]之一的石溪。原件是个横幅，曾农髯心想最好觅一件尺寸相当，也是“四僧”之一的石涛的山水，裱成一个手卷。李筠庵知道老画师黄宾虹有这样一幅石涛的山水，曾农髯大为高兴，写信给黄宾虹，希望割爱。哪知黄宾虹奇货可居，竟无法谈这桩风雅的生意了。
张大千为了安慰老师，便拿他所藏的石涛山水长卷，临摹了其中的一段，还仿石涛的书法，题了七个字：“自云荆关一只眼”，造句确似石涛的口吻。最妙的是造假图章。石涛的别署最多，有一个叫“阿长”，而张大千有一方小名的图章叫“阿爰”，去“爰”存“阿”，再将一方只有一个“张”字的图章，截掉“弓”字旁，恰好凑成“阿长”二字。
这幅假石涛送给了曾农髯，颇获称许，曾农髯方在案头展玩时，黄宾虹来访，一见称赏，要拿他居为奇货的那幅石涛山水交换。曾农髯不便说破，亦不便拒绝。经过这一次的考验，也可以说由于这一次的鼓励，张大千造假石涛的动机，便不止于“游戏人间”了。
这另外的一个动机，说穿了只是一个“钱”字。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发生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张大千从深刻的感受中，有透彻的了解。从反面来说，自宁波到杭州，“一钱逼死英雄汉”的那段经厉，是他忘不掉的。不过真的因穷受困，咬一咬牙关，将眼光稍微看远些，总还可以撑得过去。最令人无奈的是，骨子里穷而表面上看来不穷，他人有所求而实在无以为应，任凭如何解释，不能为人谅解，甚至于至亲好友，亦竟反目成仇，蜚语中伤，欲辩无由。那时候张大千才知道钱真是好东西，它或许不能买来快乐，但有时候可以买来“不痛苦”。当时就有一个连张大千亦深感痛苦的现实例子在，是关于清道人的“烦冤岁月”。
原来清道人自从劝曾农髯鬻书以后，对他自己的砚田生涯却不无影响。原因有三：一是曾农髯的润格定得比较低；二是同为魏碑，清道人遒劲特甚，以致一画数曲，真赏者少，蹙眉者多，尤其是寿序、墓志之类的“大件”，以平正华赡为尚，所以“大生意”往往转到曾处；三是“遗老”的“价值判断”逐年降低，“清道人”的下款不如早年吃香，而“曾熙”既为湖南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文正”，沾了这点光，求教曾熙的，就比求教清道人的来得多。
尽管曾农髯为人厚道，总是想着帮清道人的忙，但形格势禁，清道人有资格帮曾农髯的大忙，而曾农髯对清道人帮不上大忙。反因他的逢人揄扬，造成了一个清道人盛名之下笔润极丰的假象，连李家的至亲好友亦只见其“外强”而不知其“中干”的潜在窘境。
最糟糕的是，清道人的口腹之嗜，每每为他带来无法辩解的误会。他的健啖近乎神话，有个流传得很广的外号，叫作“李百蟹”。又有一副谐联，亦由清道人而来。上海有家福建馆子，名为“小有天”，是以郑孝胥为首的闽派诗人文酒流连之处，清道人亦常光顾。传说他每日在此进餐，于是有人以“天天小有天”为下联，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节去“可”字，成为“道道非常道”来做配，成为一副“无情对”。试想，一食百蟹，大洋好几十，又天天下馆子吃饭，收入之丰，可想而知。
因为如此，他收到过匿名信，勒索两千元，限期某夜置于弄口垃圾箱中，清道人亲自写了一封信，备道窘况，后来居然无事。但有些亲属却以所求未遂，疑心他有意装穷，竟致造谣中伤。这个谣言恶毒异常，说清道人上烝[2]庶母。
清道人自言“三世为官”，年轻时随父游宦湖南时，娶了父执[3]的长女，闺名玉仙，新婚数日，即赋悼亡；续娶了玉仙的妹妹梅仙，亦是早逝。清道人从此不再续弦，为了纪念玉仙、梅仙姊妹，自题别署为“玉梅花庵”。
一直清居的清道人有个庶母，是他父亲宦游云南时所娶，名为“老姨太”，其实年纪比清道人还小一两岁。老姨太年轻时是个绝色美人，而清道人对老姨太视如生母，颇为孝顺。中冓之言，即由此而起。清道人的一班好朋友大多信以为真，渐渐疏远了他。连住得极近的陈曾寿都难得登门，《散原精舍诗》中，当然亦不再有“月夜遇李道士茗话”这一类的诗题了。
清道人知道了这回事，既惊且愤，自悲亦痛，竟致欲寻短见。当时清道人门下的大弟子推“两胡”，一胡是胡光炜，字小石；一胡单名俊，字翔冬，是名报人胡健中的胞叔。他们力劝清道人以事实来辟谣——事实是，清道人为根本不能人道的天阉[4]。清末民初的达官贵人，天阉很多，较早的有翁同龢、潘祖荫，以及翁、潘的门生梁鼎芬、于式枚。当时住上海，亦为清道人挚友的沈曾植，亦有此天残地缺。但清道人身材魁伟，食量兼人，竟也是天阉，似乎令人难信。
但经“两胡”陪伴，清道人在宝隆医院做了体检，终于由德国大夫出了很切实的证明书。宝隆医院在上海，犹如协和医院在北平，信誉至高无上，所出的证明书绝无可疑。这一下，他的那班老朋友才消释了误会，同时也恍然于他的两个太太何以早死。那时的闺秀，嫁了这样的夫婿，无复生趣，而又有苦难言，安得不抑郁以终？清道人自署“玉梅花庵”，正就是暗示玉仙、梅仙“盖棺犹是女儿身”，到死都是玉洁冰清、不可亵玩的两朵清冷梅花。
可是，明理的老朋友是复交如初了，而别有用心的小人仍旧在散播流言。民国九年九月十二日，清道人因中风去世，得年五十四。胡翔冬葬师于金陵牛首山，陈散原写诗送葬，题目是《清道人卜葬金陵哭以此诗》，诗是一首七律：
楼壁车厢反复看，海云写影一黄冠。
围城余痛支皮骨，辟地偷生共肺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