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他们是历史的见证
厉华说，从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军统集中营对“政治犯”进行集体大屠杀，尤以11月27日最为惨烈。根据相关研究报告对抗战后期至重庆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杀殉难者统计：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难者总数是321人，其中经审查已定为烈士者共计285人，加上5个父母牺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共计31人。
在321人中，死于1949年“11·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难烈士中，现已查明，共产党员共计161人，约占总数的57％；民盟盟员共计25人，其他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成员各有数人不等。
渣滓洞脱险志士盛国玉在为重庆烈士纪念馆撰写的回忆文章里清楚地记述了大屠杀那一天的情景：
1949年11月27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晚饭后，住在二楼男牢房的难友观察到，监狱前院特务办公室里不但换上了大灯泡，还出现了焚烧文件材料的火光，人员进出也比平常频繁。有的同志根据推测“重庆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但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由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渣滓洞监狱所长李磊为主谋的大屠杀已经迫在眉睫。
那天夜里，天空下着密密细雨，因为天气寒冷，大家唱了一会儿歌就早睡了。睡下不久，听到特务喊“提人！”不到一小时，提了两批。这时，大家都没有了睡意。
“起来，起来！办移交了！”特务李福祥、余相柏走进女牢大喊道。
大家默默地穿好衣服，有难友责问特务：“把我们交给谁？”
“交给重庆警备区司令部杨森。”特务冷冷地回答。脸上掠过一股杀气。接着又吼道：“女的全部到男牢的楼下八室集中，动作快点儿！”
没有人说话，整个院坝只有脚步的走动声。大家心头沉甸甸的，不知道前头的命运将是什么……当被集中到楼下的男牢八室后，特务马上关门上锁。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一群特务持枪冲进院坝的走廊上，枪口直指牢门口，随着一声尖利的口笛声，敌人的机枪“哒哒哒，哒哒哒……”地响了，顿时，罪恶的子弹和火舌射向每个牢房……
进入8室站在牢门口观察情况的胡其芬，在机枪响起的同时首先呼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弹的姐妹们东倒西歪地躺下了，有的还在用最后的力气高呼“共产党万岁！”
左绍英和其他狱友忙把两个孩子往右边床下死角里藏，她们和其他难友用身体为孩子挡住子弹，企图保住这两个幼小的生命。当时左绍英的孩子“监狱之花”还不到1岁，彭灿碧的孩子只有7个月。
敌人开枪屠杀时，我和罗华娟在牢房靠后窗的地方站着。枪一响我们同时倒下，面朝下扑到后窗左角的一张**，敌人的子弹在我们周围嗖嗖作响，打得墙壁上的泥土四处飞溅。机枪先在门前一阵扫射后，又对着后窗进行扫射。牢房中，姐妹们的口号声、诅咒声逐渐平息下来。
突然，床下传来孩子哇哇地哭叫声。门外的特务听到孩子哭声，咆哮着吼道：“斩草除根！”于是，敌人从床下把孩子抓出来，打了一梭子弹，就再也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了。
机枪扫射完后，我从昏死中恍惚看到几个特务进来补枪，他们对倒在血泊里的姐妹们一阵乱打。照一般常情，我是必死无疑的。我的床正对着牢门，敌人从门前打了那么多子弹，在扫射时肯定要打死我。后来特务进来补枪时，没有再对我开枪，只是用枪托在我腰部捅了几下。我屏住呼吸一动不动，特务以为我被打死了。
然后，他们将门锁了起来并开始放火烧毁整个监狱！过了一阵，我被浓烟呛醒，在大火烧着的牢房里不敢动弹。过了一会，火越烧越旺，牢门已被大火烧掉了，楼板也被烧得快要掉下来了。我实在忍受不住了烟熏火烤，心里想反正是死，不如冲出去被子弹打死还痛快些。于是，我冲出了烧掉的牢门，跳过门前两堆熊熊燃烧的大火，从一米多高的台阶上跳到了院坝里，脚上的鞋都掉了。
这一跳，让我的头脑完全清醒了过来。奇怪的是，院坝里看不到特务，也听不见枪声。除了牢房燃烧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看不到一个可以求救的人。惊慌中，我躲进了离八室最近的男厕所，一头趴在尿槽里躺下，这时才有了一线求生的希望。
11月28日，天刚蒙蒙亮。住在渣滓洞不远处的21兵工厂家属宋臻祥和徐超的母亲等人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她们发现我还活着，冒着风险把我救回家中。由于当时21兵工厂还属于国民党警戒区域，时常有敌人前去巡查，宋臻祥她们赶紧为我脱去囚服，换上了平常女人打扮的衣服。她们把我换下的囚服埋在自家院坝前的树下，把我送出了警戒区。
当时重庆尚未解放，在这里我举目无亲。我身心疲惫，只好混在当地为了躲避抓兵、抓夫的人群中在山上乱跑。
11月30日，听说重庆解放了，我顿时忘记了两天没有吃东西的饥饿，拖着高烧不退、极度虚弱的身体，慢慢地问路到了磁器口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