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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助组和初级社阶段，宋玉成总是积极劳动，热心公益事业，而且逢人便说：“现在比解放前好一万倍，我们穷人硬是翻了身哟！”
1954年，他盖起了一楼一底的新房，经邻居介绍，又和已被镇压的安源煤矿恶霸把头赵海涛丢下的寡妇王顺兰成了家。
1955年宋玉成带头参加农业社，第二年成立九荷高级农业社，由于村里平时哪家盖屋修房，哪家有事人手不够，宋玉成都热心义务帮助，换来了好人缘，加之他又能识文断字，所以被推荐担任生产大队会计，评为农业社乙等劳动模范。
解放后，重庆市公安局将缉捕、惩办“11·27”大屠杀凶手，为死难烈士报仇列入了重要工作日程，也相继抓捕了杨元森、张少云、杨丘山、徐贵林等一批刽子手。但是从他们口中，均未能挖出有关漆玉麟、杨进兴等人的情况。
1955年4月，市公安局追残组派出两名侦察员，辗转追捕漆玉麟到仪陇、遂宁、盐亭县，以期能发现其行踪。原“四一”部队成员陈钢供称：“漆玉麟从盐亭逃跑时，化了名叫宋世元。”
在押的原重庆市警察局刑警队麦公傅、李文远交代：“‘四一’部队被打散后，在遂宁看到漆玉麟拐着左腿，估计他那以后就已经经回到湖南老家了。”
九荷高级农业社治保主任王祥云一天见镇上有个骑自行车的人来到宋玉成干活的地边，蹲在田埂上和宋说了一会儿话，后来，宋玉成接过自行车，在田埂上骑了起来，引得在地里干活的乡亲们拄着锄头看稀奇。在众人羡慕的目光和恭维声中，宋玉成也显得洋洋得意。
王祥云想：旧社会这里的农民，连自行车都没有见过，哪还会骑？他又联想到：宋玉成收工进门，老婆必须茶到水到，吃饭碗筷到，洗脚、洗澡，一切准备周到，居家派头也完全不像个穷苦人。
1957年，帅仁祥从长沙来到很少有来客的宋玉成家，动员宋回株洲到公安机关自首。不几天，宋玉成向王祥云请假回老家，说有些重要事情要向原籍公安机关交代一下。
“中国所有的公安机关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有什么事情向安源镇派出所交代也一样，何必花路费，耽搁生产呢？”王祥云稳住宋玉成。
第二天，王祥云与宋玉成到镇上挑粪，路过镇派出所门前，便动员宋进去找派出所的人谈谈。宋玉成随王祥云进去，找到了王所长。但是，宋玉成只交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历史，对自己的罪恶只字不提。
7月19日，派出所从帅仁祥口中了解到宋玉成解放前曾在重庆市干公事这一线索，向重庆市公安局发出调查函。
8月28日，贺桂生、宋玉成来到安源新街聂玉和缝纫店做衣服。
抗战时在重庆军统特务机关做过事的聂玉和十分惊奇。他把贺桂生叫到一边，低声问：“这人我在重庆见过，他不是叫漆玉麟吗？怎么从重庆跑到安源来了？”
“他叫宋玉成，不叫漆玉麟，你莫看错了人。”贺桂生说。
聂玉和赶紧打幌子说：“哦哦……那恐怕是我认错人了。”
等二人一走，聂玉和立即跑到派出所向王所长报告：“现在住在九荷村的宋玉成原名叫漆玉麟，过去在重庆二处是抓共产党抓出了名的人物。他现在改名换姓，很可能是政府捉拿的重大罪犯。”
宋玉成的原形已显现出来。王所长一面布置力量对宋玉成进行监控，一面向县公安局汇报。1957年12月，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发去调查函，索要宋玉成的照片。
宋玉成、宋世元、漆玉麟、多影叠合，这个潜藏八年之久的军统行动组长的狰狞面目终于暴露。
1949年重庆磁器口“11·27”大屠杀后的第二天，三百多个丘八装、摩登服混杂的男男女女，似兵非兵，似民非民，从市区曾家岩水码头挤上木船，逆嘉陵江而上。
到了兵荒马乱的合川县城，这伙人便打出了“四一”部队的旗号。虽然这帮人都是军统中的死硬分子，但局势发展到如今这个地步，谁都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他们是因为欠下了太多的血债，害怕解放军来了向他们清算，才不得不拖家带口，纠合在一起，作这无奈的逃亡。
离开合川后，他们吵吵嚷嚷、稀稀拉拉地向川北徒步行军。可是，一路上，身为这支队伍政工处处长的张界则默不作声。此人40出头，戴一副金丝眼镜，心里正盘算着个人的一本经……
在广安县城，张界把自己的老婆、“四一”部队妇女大队长邓德华和小孩安置在川军旅长杨纪元家中，单身一人随大部队继续往遂宁方向开拔。部队到达离盐亭县城还有大约大公里的一处地势险要的隘口，突然听到一声大吼：“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
众人抬眼一看，不禁魂飞魄散，只见两边山岩上忽地立起一彪人马，无数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们。
残兵败将们本已毫无斗志，更加之大多数官佐妻儿均在身边，怎敢作困兽犹斗，只得乖乖地将枪扔到地下。解放军的这支野战部队为完成自己预定的作战任务，根本无法处理这一路上随处可俘的国民党的残兵败将，只能将其缴械后遣散。
“我是独立师副官赵明，这是我的武器。”张界改名换姓，缴出身上的手枪，骗得了一张写着赵明姓名的被俘人员遣散证，反而增加了他的安全系数。
赵明来到一户地主家中，用身上的黄卡其布军装换得一身庄稼人的破旧衣裳，摘掉了金丝眼镜，用泥土擦拭脸膛、手脚暴露在外的部分后，才徒步又往广安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