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沈醉差点被“同改”周养浩砸死
这年夏天，沈醉也被转押到了白公馆。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下了飞机，我即被送到了白公馆。这地方楼台花榭，环境幽雅，若不是被当成了监狱，肯定是一处理想的风景区。1939年，在我担任军统总务处长时出面从早已赋闲的原黔军师长白驹手中买下了他的这座公馆，改造成了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原文如此）、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些时候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的**，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
其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没有他在回忆录里写得那么好。非但如此，他们还应当是恶眼相向，视若仇人。
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每个战犯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掉他们？尤其是长期从事职业特务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最为敏感，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报告。
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次，粗心的审讯人员在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尤其痛恨出卖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已是必死无疑之人，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
周养浩被押回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只见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
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
宋希濂、徐远举急忙将周养浩拉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
周养浩气得说不出话，指着沈醉大骂：“问他，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听他这么一说，监房里像突然凝固了一般，谁也不吭声，所有充满仇恨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沈醉脸上。
稍顷，徐远举对宋希濂一声大喝：“你他妈的真是多管闲事！”
宋希濂、徐远举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俩先于周养浩刚刚被提审过，二人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字，盖了手印。此时周养浩刚一提审回来，便杀气腾腾冲沈醉下手，说明周养浩已经知道沈醉检举了他。
沈醉当然明白周养浩为何对自己陡起杀心，苦笑着说：“我是交代自己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才过得了关。我们过去干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弄得一清二楚。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活不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们。我杀人最多，交代杀一个和交代杀一千个是一样的结果，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涉及谁就交代谁。”
沈醉话音刚落，这番话早已惹恼了旁边的徐远举，怒目圆睁冲沈醉喝道：“我是个大炮筒子，先把招呼打在前面，既然大家都是必死之人，从今以后，在共产党面前最好还是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些家伙这样，如果出卖同志，对不起，老子饶不了他！”
沈醉知道徐远举对自己仍怀恨在心，眼下成了众矢之的，自然不敢和他硬顶。
幸亏王陵基出来说话，才算帮他解了围。
“我看你几爷子硬是吃多了，早晚都要到丰都做鬼，还认真个锤子？”
过去徐远举一直对沈醉恶眼相向，从这以后，周养浩对他也开始横眉冷，视若仇敌了。
不久，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了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照徐远举看来，周养浩那一板凳要把沈醉当众砸死了才解气哩。他最恨军统内部的变节分子，他认为沈醉便是这样的家伙，他坚信既然沈醉已经把周养浩出卖了，也必然不会放过自己。周养浩判死刑，自己还能逃过一死？而周养浩干的事与自己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共产党判他一个死，还不判自己死上两回三回？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痛恨沈醉，周养浩那一板凳砸下去多好，砸死活该，砸他个头破血流也算是给他个警告！
而宋希濂这个长年带兵打仗的人呢？原本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血案就要发生，出于本能随手挡了一下，完全属于条件反射，根本就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责备他“多管闲事”时，也没有跟徐远举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曾想，为这件事，他已经与徐远举结下了难解之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对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不少人，包括审讯干部，都主张杀掉算了，因为他们欠下了累累血债。所以，当时不仅是建议将周养浩判处死刑，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但是，中央却决定“暂缓处理”，这一“暂缓”就把这批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了1975年，在押的国民党战俘全都获得了新生。
当时这批战犯的生死，确实就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的神经都敏感到了极致。徐远举更是如此，他不但怀疑沈醉，也怀疑上了宋希濂，甚至产生了疑人盗斧的心理，觉得怎么看宋希濂也像是在政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因此把宋希濂也归入沈醉一类，对其尤为憎恨。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徐远举的刺激颇深。
1950年10月12日，二野兵团司令、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将军，在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随后又将他们三人请到当年中美合作所美方主任梅乐斯的别墅梅园吃了一顿午饭。这事在白公馆关押的犯人中引起了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