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烽火功德林
远在东北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犹如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而处在一国之都的北京战犯管理所，条件自然也不会比抚顺差。
就在廖宗泽、周养浩等44名西南战犯被转往抚顺一年后（1957年10月中旬），沈醉与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部24军参谋长王靖宇等4名西南战犯也由重庆转到了北京。
这次转押，与当年沈醉与徐远举等人从昆明转往重庆时大不相同了。那一次，他们全被蒙上了牛皮头套，锤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而这一次，则由重庆战犯管理所的两名管理人员陪同，和普通人一样，从重庆坐轮船到武汉，再从武汉乘火车到北京。一路上，没有人能看出他们是犯人，无论是船上、火车上，管理人员对他们的要求仅有两条：不乱走，不要与其他人说话。
离开重庆的第三天傍晚，沈醉等人终于抵达了北京。
一辆吉普车立即把他们送到了郊外的一所大院里。下车后，四名犯人都在好奇地打量着陌生的环境。只看四周高墙环绕，墙头灯火通明，大门前方有一个广场，四周无数的房子、18条胡同，每条胡同口均有铁栅栏，呈放射形地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楼顶上只需站一个哨兵，就可以看清楚各条胡同里的情形。
孙渡忐忑不安地问：“这是啥子地方哟？”
沈醉却马上认出来了，说：“这里就是过去有名的京师第二模范监狱，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由他的司法总长罗文干扩建成这个规模的。抗战胜利后，我清点军统在各地没收的敌伪财产，曾到这里视察过。北京人称这地方叫功德林。”
在这里，除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杜聿明、范汉杰、宋希濂、廖耀湘、黄维、陈长捷等近一百多名高级将领外，还有在全国各地被俘、被捕的国民党军统头目，如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过要职、被抓捕时也是国军中将的文强，国防部少将专员、原军统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等数十人。战犯学习委员会办起了新生墙报。说是墙报，其实是一张陈旧而白净的双人床床单，贴在床单上方正中的红纸上，有新生园地4个大红字，而在床单两侧的红纸上，有“改恶从善、前途光明”8个大金字。
这是文强的正楷，他把金字下面的红纸，分别剪成象征着心脏的桃尖图形。
文强脱党后经国民党著名将领程潜、张治中等黄埔教官的介绍，加入了国民党，1936年秋，文强被任命为国民党参谋本部乙厅任上校参谋。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所长，秘密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1940年秋，文强改任上海统一行动委员会兼军统局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少将处长，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强为北方区区长。此间，文强曾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汉奸部队策反过来，因此以特殊功绩而晋升为中将。
文强是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批奉命到东北接收的国民党要员之一。当时发表他的职务和头衔，是里外两套：对内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北办事处（简称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军阶为中将；对外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行营督察处中将处长兼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中将督察处处长。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强脱离军统，在其父老朋友程潜处任长沙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1948年9月应杜聿明邀请，去徐州出任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第三阶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战军的解放军军官教导团学习。
1950年春，文强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处”，在狱中，他拒写悔过书。他说：“我曾任红1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司，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们没有把我教育好，要写悔过书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症结所在。
特赦之日，已经被关押了26个年头的文强兴奋不已，百感交集，挥笔写下了一首七律，题为《顽石点头难》：“顽石点头实还难，几多恶梦聚心田。沙场败北留孤愤，野火烧身视等闲。金石为开真理剑，春风化雨感人篇。当年痛惜江南泪，醒后方知悔恨天。”
出狱不久，文强被重病中的周恩来召到医院，度尽劫波的师生见了最后一面，周恩来当时就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
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即席发言中，文强说：“实现祖国统一，是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的心愿。六届政协的新阵容，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大团结达到空前广泛的程度。我们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有八位专员当上了政协委员。我们这八个人都是当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是被特赦释放的前国民党将领。过去我们对人民犯了罪，现在我们成了新人。我们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个各显神通，就是要利用我们自己有利的条件，为祖国的统一大业献计献策。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我衷心希望台湾的故朋旧友，以国家民族为重，与共产党携起手来，共图民族的振兴大业。”
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地和平统一作出了贡献。
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新生园地有4个专栏，理论学习专栏编辑是宋希濂、廖耀湘、陈达林；挑战应战专栏编辑是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代理书记长李帆群；批评表扬专栏编辑是徐远举；文学艺术专栏编辑是文强。稿件既不修改，也不审查，用糨糊将稿件整齐地粘贴在床单上就行。
在功德林，依然是王陵基的上将级别最高。在重庆白公馆时，徐远举和王陵基关在一起，彼此相处融洽。来功德林后时，徐远举却敢于撕破情面，在挑战应战专栏上发表文章揭露王陵基在重庆“3·31”惨案中的罪行。文章说，王陵基是1927年“3·31”惨案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学生、四川另一个大军阀刘湘屠杀革命学生的帮凶。王陵基得知自己榜上有名，先后两次挤进人群中看，最后写了文章，为自己开脱说，他没有直接参加，当然，他是刘湘的老师加军师，还是间接有罪的。结果全狱大哗。王只得写诗谢罪，末尾两句是：上将不好当，宁愿挨一枪。
徐远举主办的批评专栏，笔锋犀利，揭发批评，从不顾及人情世故。文强曾写诗赠徐远举：人爱种甜瓜，汝爱种辣椒。南人多思舟，北人多思马。
如此开导之词，徐远举并不心领神会，仍抱定敢冲敢打的态度。甚至当面有人骂他为猎狗，他仍鼓着一双大眼说：“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狱中就餐，照例是由组长分菜分饭。
有一天中午，第一组组长邱行湘略感劳累，他把小组的饭用大瓦盆分回来后，放在桌上，对众人说：今天吃面块，不分算啦，吃干吃稀，吃多吃少，大家随便吧，然后和衣倒在大通铺上。
众人围着桌子，依次盛食。
康泽第一个把汤勺抓在手里，他的动作缓慢，慢慢地盛面块，慢慢地盛菜叶，慢慢地盛肉末。盛肉末时，又多盛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