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前语
1984年3月中旬，刚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讲学归来的诗人孙敬轩突然只身来到江津。孙老名震诗坛，县里相关部门自当待若上宾。但当孙老明白告知他此行独自来江津，是为了踏访陈独秀旧居、墓地，采访当年与陈独秀有过交往、接触的人与事时，却使地方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颇为犯难。因为，那时的陈独秀，还是一个相当敏感的字眼。孙老手中也无权威机关的介绍信，纯粹是以个人身份行事。公开为他提供帮助，领导们心存顾虑；拒绝他，他是大诗人，面子上又过不去。经过慎重研究，乃决定热情接待，领导只在陪宴时参加，孙老活动过程中则不出面，仅派一名普通干部陪同。
这样一桩公差，便落到了同为舞文弄墨之徒，且非领导的笔者头上。
在此后四天的时间里，我陪同孙老访龚灿滨、邱国良、曾仲黎，上石墙院，去“延年医院”、郭家公馆、康庄及陈独秀墓址。孙老是山东人，虽在成都生活多年，却仍是一口“洋片子”，和江津老人们的交谈有障碍，我不仅充当“翻译”，座谈时，还负责邀集历史老人，担任记录。如今，当年接受孙老和我采访的老人大都已经仙逝，而保存在我手中的黑字白纸、却清楚地记录下陈独秀生前在江津三年零九个月时间里留下的深深浅浅的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