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道：“五四以后鲁迅当然算得一个，但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是战将，而不是主将。我去年底在《宇宙风》上发了一篇文章，名字就叫作《我对于鲁迅之认识》，开篇便道，世间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的作者，虽然算不上主要的作者，但发表的文字也不少。兄弟二人，可贵的是都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哪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高语罕摇头说：“鲁迅写了一辈子，杂文一大堆，到底没能写出一部长篇来。能拿得出手的《狂人日记》，顶多也就是个中篇小说。”
傅斯年说：“高兄这话有道理，一个作家没有长篇作品，把他拔得太高，似乎总是显得底气不足。”
陈独秀说：“鲁迅虽然没有长篇存世，但他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算得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吹到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普通人。”
梁漱溟道：“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做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至少认为仲翁待人处事是光明磊落的。而且，鲁迅自己也曾这样说，他说你是五四运动的司令，他是听你的将令行事的。”
陈独秀苦笑了一下，酸楚说道：“那是以前的事了，他现在提到我这个朋友，可能都要加引号了。他的短篇小说确实做得好，我要是他，晚年决不放弃文学，从事政论，鲁迅的狷介性格，决定了他为人处事从不知道妥协，不会妥协的人，搞政治绝对不行。我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对鲁迅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损失。”
许德珩说：“我们那班学生毕业时，把陈梁二位老师请来照集体相。两位老师坐在前排正中，陈师把一条腿横伸到了梁师面前。照片印出来后，学生们见了都大笑不止。我拿上照片，给两位师尊各送一张。谁知陈师粗心，看了后还说，‘照得不错，只是这个梁漱溟也太霸道了，把脚伸得太远了嘛。’我忍着笑说：‘老师，你看清楚了，这是你的脚，不是梁老师的脚。’陈师仔细一看，连连大呼：‘啊，啊，是我的脚吗？难道真是我的脚吗？哈哈，那就是我陈独秀太霸道了！’”
众人一听，乐不可支。
可是，这则真实笑话里的两位主角之一的梁漱溟却无动于衷地自顾说道：“鄙人过去总以为以学者入仕的角色，总喜欢把帽翅儿抖得哗哗响，唯恐别人忽视了他头上的那顶乌纱。这次我到重庆，方知天下乌鸦也并非一般黑，这个中也有极个别例外。蒋廷黼，就算得一位刚直清雅之士。那天我去找蒋廷黼摆龙门阵，恰巧是个星期天。蒋兄是行政院政务司司长，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了吧。傍晚他送我出门，刚走到庭院上，就看见几辆轿车风风火火地开了进来。车停下，委员长从车上下来了，见了蒋廷黼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谁知蒋廷黼却回答他：‘对不起，你没见我正在陪客人吗？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我到侍从室找你。’说完，就陪着我出了大门，连蒋介石也只有拿他干瞪眼。看看当今党国中那帮高官要员，还有谁敢像蒋廷黼这样心底无私天地宽？这样的人，我就佩服，决不会因一顶乌纱帽，就把自己给卖了。”
罗家伦好不尴尬。
包惠僧这下方感到气氛有些不对，注意到陈独秀也被梁漱溟这股子狷介之气弄得暗暗皱眉，为缓和一下气氛，赶忙哈哈一笑说道：“我在重庆，听到的笑话不少，现贡献一个出来，供各位佐餐。”
陈独秀也赶紧配合：“惠僧言语幽默，才华横溢，从惠僧口中出来的笑话，都是上了品的。快说来听听，笑一笑，十年少嘛。”
包惠僧说：“话说前年12月，南京失陷之前，唐生智命72军中将军长孙元良殿后。孙元良带领上万名穿草鞋背麻柳杆杆的四川兵，哪里抵挡得住日本人的坦克装甲？率领部队和日本人在中华门前打得如火如荼，血战一场，最终日本人攻进城来。城破之际，两名卫兵与孙元良慌不择路之际，被丹凤街悦安妓院里的一帮妓女救了进去。”
高语罕道：“黄埔军官学校创办后，我和惠僧、德珩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总教官，这孙元良，也是我们三人的学生了。国难当头，国军大败之际，烟花女子有如此义举，实在是难得！难得！”
潘赞化说：“倘若将其演义一番，其价值说不定会超过莫泊桑《羊脂球》里的那位法国妓女呢。”
陈独秀大感兴趣：“惠僧，如此感天动地的壮举，在你口中怎么竟成笑话了？说下去，快说下去。”
包惠僧说：“妓女们找来便装让孙元良三人换上，将他们藏在了妓院里。蒋介石在武汉听到戴笠报告孙元良大战当头竟然放弃指挥钻进妓院逍遥，气得脑壳发昏，也顾不得孙元良是黄埔一期学生了，当即下令戴笠，尽快秘密处决孙元良。戴笠经过一番缜密考虑，派了一个叫顾念庸的特工去南京。此人父母均为旅日华人，出生于日本名古屋，15岁时才回到国内，日本话说得来比中国话还好，又是中央警校的高才生。谁知顾念庸到了南京，化装成日本人在悦安妓院里待了好些日子，最后，他没把孙元良杀掉，孙元良在一帮妓女的帮助下，反将他活捉了。孙元良得知蒋误会了他，又急又气，不顾危险混出南京城，历经千辛万苦逃到重庆，向蒋陈述进妓院原委，自请处分。蒋这才明白是自己错怪了忠臣良将，孙也因此重获蒋的重用。而剌孙事败后，戴笠去向蒋介石汇报，因戴笠陈述过多，且不断为自己开脱责任，蒋大怒，拍桌怒喝道：‘强辩！娘希匹，强辩！’蒋说的是奉化普通话，‘强辩’与‘枪毙’同音。戴笠一下子吓掉了魂，慌忙跪下大呼：‘校长饶命！校长饶命！’边呼，还边痛哭流涕。蒋瞠目结舌，大惑不解，忙问：‘雨农，你这是干什么？’戴笠道：‘只要校长今天不枪毙我，我一定亲自带人潜入南京，除掉孙元良，不成功，便成仁！’蒋这才明白为何，哭笑不得，将孙元良不仅无罪，反而有功的情形告诉了他，然后挥挥手，让他去了。”
众人又是一笑，气氛方缓和下来。
阳光灿烂，鸟儿在枝头啁啾。陈独秀似也被这大好春光激发了兴致，提议道：“我们何不去前面遗爱走走，那地方倒是值得一游。”
众人遂起身，随着陈独秀逶迤而行。
遗爱池就在前边东门广场旁边，离支那内学院不过两百米之遥。
邓燮康与龚农瞻、曹茂池几位本地宿绅走在队伍末尾。
龚农瞻道：“今天这个聚会，日后理当写进江津县志才对。除了我们这几个当地士绅，来的全都是当今中国了不起的大人物、名教授。陈可忠，中央编译馆馆长；蒋复聪，中央图书馆馆长；罗家伦、傅斯年是如日中天的学界兼政坛新贵；梁漱溟更算得当今一代大儒。”
朱近之说：“岂止是江津县志？陈独秀在政界文化界的影响自不待言，那戴眼镜的高语罕，有些发福的包惠僧，还有矮个子的许德珩，过去都相继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总教官。”
邓燮康说：“连那国立九中的历史老师何之瑜，也曾是共产党的湖南省委书记，既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生，又是他最忠实的追随者。他现在还受北大同学会委托，接替重庆大轰炸中失踪的罗汉，专门照顾陈独秀生活。总务主任潘赞化，当年在柏文蔚手下当过师长，民国初年任芜湖海关监督时，为青楼女子张玉良赎身，并纳为如夫人，随后又将玉良送往法国留学，专攻西画，不失为一段佳话。”
众人一进院子，但见泱泱一池碧水，环抱湖中一座小岛，岛上绿树葱茏，杂花斑斓。重重花树簇拥着一座飞檐翘角、古色古香的庙宇，庙门上端置“清廉祠”的横匾。前后两座石拱桥，彩虹般横跨湖面，与陆上相连。
许德珩惊呼：“小小江津，想不到竟有此等人间仙境！”
一行人络绎登上石拱桥，来至庙堂，看着那一尊令人陌生的塑像，不知此为何人，议论纷纷，各自猜测。
陈独秀捻着几根山羊胡须，始缓缓说道：“我闲来无事，偶尔翻翻江津县志，收获倒是不小。现在，我就越俎代庖，给诸位介绍一下这位高居庙堂之人的来历吧。曾公，乃曾授一，字正万，号静安，广东省东安县人。清乾隆三年中举，著有《尊闻录》、《学古录》、《四书解义》等书行世。乾隆30年曾授一补江津知县，上任时，适逢江津遭三年大旱，百姓流离，苦不堪言。曾授一联合邑人创‘救命会’，卖掉家乡祖传盐田，购谷千石立义仓赈济灾民。待社会稍加安定后，又组织邑人到广东，引进红苕种，亲偕夫人躬耕垅亩，教邑人栽种之法。此物耐旱，产量又高，既甜又面，百姓珍之胜米麦，民间竞相种植，数年间红苕才由江津逐渐传播到全川各地及邻近各省。解决了温饱，曾授一又派人到江、浙一带带回蚕种桑苗，教民种桑养蚕，使邑人多获利。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县太爷还仿民歌俚调，写成《劝农歌》《悯农歌》《慰农歌》十余首，鼓励农业生产。几年后，使江津起死回生，百姓安居乐业。
乾隆三十四年，授一调署合川，上任之初，因犯人暴狱，被撤职为民。潦倒之际，津民派出代表赶往合川，将曾授一全家用轿子抬回，一路燃放鞭炮，奏起锣鼓响器，视授一为救命恩人。安居数年后，授一年老思归，津民苦留不住，乃集银3000两相赠，怎奈授一坚不收受。离津之日，送者上万人，沿途泣不忍别。岂料授一尚在途中，津民已集巨款汇到东安，购回他当年卖掉的盐田，并为他置下养老的房产。授一77岁老死家乡，消息传来，津民悲痛万分，遂集银两，在此为其建祠。匾名清廉祠，当地人则俗称曾公祠，这一湖碧水，也就被称为遗爱池了。”
罗家伦说：“老师的拳拳苦心，学生感谢不尽。”
傅斯年说：“学生虽不及古之圣贤之万一，但为人的操守，还是能自持的。”
梁漱溟长叹道：“如今的大官小官，倘能学到这封建社会七品芝麻官的三分，我也要高呼万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