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知罗宗文刚到铜梁，就在报上看到了陈独秀逝世的消息，他那副对联，可能就是陈独秀最后的手迹了。罗宗文把它裱好珍藏在家中几十年，“**”开始后，他这种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县长的人吓坏了，赶紧将所存的字画、书籍全部上交了。可惜，至今也没有退他。
罗宗文说：“最可惜的是陈独秀在我离开江津时为我用钟鼎文写的一副对联，我是1942年4月离开江津的，他5月就逝世了，这可能是他的最后墨宝，十分珍贵。”
“文革”使陈独秀的多少墨宝横遭劫难，是谁也说不清的。中共建党前后，陈独秀写给包惠僧不少书信，包氏均精裱珍藏，这是研究中共创建史的珍稀史料。“文革”中包惠僧害怕了，竟一火焚之。这固然是因为“文革”浩劫，但人们也不能不惋惜包惠僧太无主见。
康庄的日子也的确是太落寞了。落寞得犹如死水般的凝固。陈独秀每日读读书、写写东西，疲乏了，落日西沉，晚霞在明净、凉爽的天空里闪烁时，他会叫上潘兰珍出去散散步。沿江都是密密簇簇的桔林，林中有茅舍、有池塘，塘边也有依依垂柳，从桔林的缝隙间，也可看见湍急的江水无尽地流泻，和江上缓缓行驶的木船。天上烟云浮动，满山郁绿苍蓝，陈独秀虽不多说什么，但常作苦闷的叹息，寂寞无聊的情绪溢于言表。这时，他才真正体会到“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当时醉酒狂歌，驱车走入绝途哭泣而返的那种苦闷的感情了。
1940年中秋刚过，客居江津以陈独秀为首的一大帮名流学者以及地方商绅乡贤相约前往白沙，为值70华诞的邓蟾秋祝寿。
抗战时期的白沙镇，与重庆近郊的沙坪坝、北碚被并称为“川东三大文化区”，除中央图书馆、中央编译馆、教育部出版社迁来此地外，国立、省立和地方办的大中学校就有十几所。一时学府林立，名流荟萃，学子满城，使古老的小镇显得空前的活跃。
与陈独秀一起应邀到白沙的有高语罕夫妇、邓仲纯夫妇、欧阳竞无夫妇等，以及施民瞻、龚农瞻、曹茂池、朱近之等一帮江津名流宿绅，和德感坝国立九中邓季宣、潘赞化、何之瑜等人。
下午时分，船到白沙朝天嘴码头，陈独秀看见邓蟾秋邓缡仙兄弟、燮康、台静农、许德珩、曹靖华、曹刍、胡小石、卢前、朱光潜、谢循初、魏建功、顾颉刚等人齐集码头迎接，心中不免惊诧，悄悄对高语罕道：“聚得如此整齐，邓氏弟兄恐非请我们上来闲耍，我猜想，可能蟾秋大寿，他们事前不露口风，或许是怕我们这帮穷儒破费吧。”
高语罕道：“果真如此，我们也还得凑上个份子，庆贺庆贺才是。”
上得岸来，朋友相见，自是一路欢声笑语。
在前往邓蟾秋的居所石珠巢的路上，陈独秀悄悄问了台静农，证实自己刚才的猜测很对，10月2日，果真是邓蟾秋的70华诞。
下松林，并非他们想象中的那样气派，仅一豁敞庭院，二十余间古色古香的宽房大屋而已。然主人高雅脱俗的志趣，却令初来乍到的陈独秀肃然起敬。
大门有联云：
陋室之中，尽堪寡过；
衡门之下，亦可谈心。
横额：何陋之有
进得庭院，客厅也有一联：
能为醉客，方为吟客；
兼爱今人，且爱古人。
横额：君子居之
两幅志趣高雅的楹联，顿时令这帮国中宿儒对邓蟾秋肃然起敬。
陈独秀感叹道：“蟾秋翁富甲川东，却甘居陋室，清心而少过，乐开衡门，结志以延宾，此人确有古之孟尝君之遗风啊！”
卢前也高场赞道：“妙！妙！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本是夫子原话，竟被移作两联之额，匠心独运，真是妙不可言！”
这一番恭维，实在是发乎内心，对邓蟾秋的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诸多义举，他们早已是众口皆碑，甚而感激不尽，连邓蟾秋那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也经常成为他们聚会时的谈资。
说蟾秋，得从其父邓石泉谈起（名洪顺）。石泉幼入私塾，后因家贫辍学，当了个卖针头线脑的街头小贩。后白沙江边东海沱发现沙金，石泉参与淘金，渐有积蓄。适太平天国军兴，淮盐西运受阻，汀鄂皆淡食，清廷急调川盐济困。石泉瞅准时机，于重庆开设“洪顺祥”盐号由自贡运盐东下，获利甚巨，遂成大富。蟾秋乃石泉第五子，幼读私塾，及长，遵父命辍学经商，前往重庆经管“洪顺祥”盐号。继而创办“大有恒”钱庄、重庆火柴厂和玻璃厂，并在自贡创办“福川”盐号。
民国十二年（1933年），川战爆发，巴蜀大地，让刘湘、刘文辉两叔侄搅得炮火连天，尸骨遍野。川盐无法东运入楚，盐商竞相抛售，一时间盐价暴跌，过去买一担盐的钱，竟能买到二三十担！众盐商血本亏尽，苦不堪言。唯蟾秋独具胆识，料定战乱难以持久，遂急筹巨金相机购入百余船，囤积于菜园坝江边，盐船麇集，黑压压绵延数里。蟾秋此举惊动山城，都以为他神经出了问题，等着看他跳楼。塾料不久战事果然停息，交通复畅，蟾秋一声令下，百舸齐发，浩浩****直出夔门，将川盐火速运往湘楚销售。仅此一项，便使蟾秋成为重庆巨富。
然蟾秋深居闹市，腰缠万贯，仍是不喝酒、不吸烟、不嫖不赌、为人正派，在商界信誉日著，被选为重庆盐帮代表、重庆盐业公会常务理事。
民国十五年（1936年），刘文辉驻军重庆，军部秘书长唐隶之乃一贪婪之徒，常派人登门请重庆富商陪他搓麻将，借机“敲竹杠”，富商们也都知趣。明明唐隶之放炮，也不敢胡他的牌，明输暗送讨他的喜欢。一次，蟾秋也接到邀请，他不愿被唐隶之“烫瘟猪”（四川方言：敲竹杠），便托故未去。此后，唐隶之便寻机报复。一次摊派军饷，蟾秋本已在盐业公会出了一份，唐隶之却将他列入劣绅，另派他一笔巨款。遭拒绝后，唐隶之竟派军部手枪连将蟾秋抓去投入大牢，强逼他出款。蟾秋遭此打击，意冷心灰，遂带两名跟随赴北平闲住，并看破红尘皈依佛教，拜长安寺长老能海大法师为师，焚香祷祝，禅房打坐，以寻求精神解脱。孰料“九?一八”一声炮响，又将他惊回三界之中。蟾秋带着一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侵略满蒙的计划回到四川，自费印刷5000份，广为散发，以唤醒民众爱国之心。
蟾秋一生巨富，但钱财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他曾言道：“集财非难，散财实难，集而不散，用而不当，非道也；遗之子孙，资之作恶，尤非道也。”民国十五年（1936年），他向重庆基督教青年会捐银洋两万元，修建图书馆，题名为“蟾秋图书馆”。尔后又与邓燮康创办江津救济院，设“石泉义仓”，赈济穷困灾民。白沙镇黑石山聚奎学校（今江津三中）与山下的新本女中，均系其父邓石泉与几名县绅创办。为该校修建大礼堂、教室，增植花木，安装抽水机、发电机，成立军乐队，扩充图书馆等项，蟾秋捐银洋十五万以上。另捐新本女子中学五万，并且长期资助子侄及乡中贫寒有为之士留学国外。而他留给子孙的，不过20石租子的田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