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丈夫还有三年，潘兰珍忍不住伤心地抽泣起来……然而，当她一回到丈夫身边，脸上却已挂上了温存的笑容。
抗战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在陈独秀看来，局势已经糟糕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了。豫南战役、赣鄂会战、中条山大战，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激起后方百姓一阵又一阵的狂欢。可是陈独秀却从字里行间觉察出形势大为不妙，既然捷报频传，为何中国军队总是往后方不断作“战略性转进”呢？偌大中国，如今仅剩下川、康、滇、黔和西北边疆了。
尤其是苏德战场上传来的消息更令人绝望，德国军队简直无法阻挡，开战仅数月，他们居然已将莫斯科围得像铁桶一般。苏联一旦战败，对中国的抗战必然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而这样的结局，照陈独秀看来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在石墙院这方封闭的狭小天地里，生命的烛火已快熄灭的这位中国老人，仍然执着地在思索着许多与他所处的环境极不相称的重大问题——在他那狭窄的视野里，已经看不到一丝胜利的曙光了。
3月21日，陈独秀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一发表，陈独秀立即遭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
但是，在狂风暴雨般的谴责汹汹袭来的时候，这位老人却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固执。这种激烈的论战气氛刺激得他重新亢奋起来，同月底，他抱病又写了一篇《再论世界大势》。索性将他长期思考的思想结晶和盘托出，他的结论是：二次世界大战最终将以德、意、日的胜利而结束，全世界将会进入一个黑暗的法西斯专制时期。此文已经送厂付排，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最终以“顾虑对苏外交”为由，紧急撤了下来。
这就是一个身高只有1。63米，头上仅剩下几根稀疏的白发，一日三餐吃着粗茶淡饭，偶尔背着手驼着背在院外的田坎上孤独行走，在寂若古庙般的石墙院的陋室中苦苦思考着的问题。
毛泽东1941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有一段赞誉鲁迅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追授鲁迅的每一顶桂冠，倘若戴在独秀先生这颗印堂宽阔、额头跑马的思想者的头颅上，同样是极为精当的。
而就在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逝世前的第57天，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于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与5月8日《解放日报》还在大骂陈独秀“投降主义”相比，毛泽东的评价殊难可贵。可惜先生当时在江津的石墙院没有也无法听到曾视他为老师和引路人的毛泽东对他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就在陈独秀凄然绝世后的第三年，即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上发表了《“七大”工作方针》的讲话，再次郑重提到了陈独秀，说：“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的《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的人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当铺天盖地的谴责汹汹而来，陈独秀再次强烈地感受到了风雨如磐，刀枪相逼，众叛亲离的滋味。
早在上一年底，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学生陈钟凡，便已经与他分道扬镳了。
陈独秀当初从南京监狱被放出后，始在傅斯年家中暂住，后因傅家在日机轰炸中被炸坏。时在国民党内政部任参事的包惠僧和陈仲凡都争着要陈独秀住到他们家里去，弄得陈独秀反倒有些为难。
隔了两天，陈仲凡请陈独秀到家中吃饭，复提此事。
陈独秀见仲凡家房子宽敞，便答应了，第二天便搬来，仲凡一家住楼下，陈独秀和潘兰珍坐楼上，一直住到他离开南京赴武汉。
陈独秀说：“不然，从历史上看来，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种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
然而仅仅三、四年后，两人对待这场战争的观点，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陈独秀从友人信中得知，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志澄函邀住在成都的陈仲凡去该校任教。仲凡正在犹豫，陈独秀便给钟凡去了一信，并附《春日忆广州》绝句一首，劝他前往广州。
江南目尽飞鸿远，
隐约罗浮海外山；
曾记盈盈春水阔，
好华开满荔枝湾。
后来陈独秀得知陈仲凡终未南行，又去函劝他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这样可以就近照料尚留在仲凡故乡盐城的眷属。而广州、上海均在日本侵略者的控制之下，所以陈仲凡也顾不得师道尊严，复函陈独秀，批评他出此下策，终因“对战局终抱悲观”，拒之，并表示：“宁愿与国土共存亡，不甘心至敌人铁蹄下去讨生活。”
陈独秀在给杨鹏升的信中也写道：“弟对大局素不敢乐观，近益情势日绌，倘一旦不支，成渝水陆大道，必为敌人及汉奸所据，乡间又属土匪世界，无军队或秘密会党势力，也不能生存。弟为川人尚无大碍，弟为老病之异乡人，举目无亲，惟坐以待毙耳！”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消沉到了如此地步！
然而，对陈独秀的抨击并未就此终止。
5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为“李心清”的文章《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批判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指出“正值反法西斯战局的紧要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文章责问道：“这种违背抗战到底国策，违背三民主义的文章，为什么堂堂的《大公报》能为之刊登呢？为什么堂堂的检查官能为之通过呢？”
重庆的《新华日报》立即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而早在陈独秀看到“李心清”的文章之前，他已经接到了白沙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聪的来信，告诉他，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给中央图书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来了一封公函，称陈独秀所撰《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内容乖谬，违反抗战国策”，已电饬各新闻检查处室“注意检扣”。图书杂志委员会已复函战时新闻检查局答应照办，并“通令各省市图书杂志审查处一体注意检扣”。
更气得他吐血的是，陈独秀听说在江津县城里的高语罕、欧阳竞无在与人谈话中对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这让他颇为愤慨。
尔后不久，县长罗宗文派人送来请柬，邀请他进城出席县里在东门广场举行的一次各界代表集会。陈独秀嫌路途太远加上身体有病未去。而就在这次会上，辛亥老人凌铁庵登台发表演说，声色俱厉地痛骂陈独秀是“大汉奸”“民族败类”。陈独秀得知此事，气得要命。偏狭的老人以为此事是高语罕、欧阳竞无所鼓动，对二人恨得要死，托人带信进城，宣布与他们割袍断交。
孤立！陈独秀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完全全地陷入了一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过去，不论是在军阀的大牢里，抑或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甚而是在武汉匆匆召开的“八七”会议上他被免去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他也从未感到自己是孤立的。因为，他毕竟还有着为数不少的支持者、追求者。而这一次，他却成了个全民共讨之，各党诛之的角色。
难道，自己真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