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致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地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行政院长，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他确实有病）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行政院长之职。
汪院长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院长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在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洲，建立傀儡满洲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中央日报》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时报》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