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宋庆龄的愤怒。内战的可能。
1944年2月，宋庆龄言辞尖锐地说：“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奉命在封锁和‘保卫’游击区；有些人仍然把个人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农民依旧遭到压迫；还没有产生真正的劳工运动。这些都是反动派和法西斯势力猖獗的有力证明。有些中国的反动派正准备发动内战，摧毁我们斗争事业中的民主力量。这些民主力量就是陕北和敌后的游击根据地。”
她的上述言论直接抨击了蒋介石对共产党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她要求美国像对待国民党军队那样给共产党军队提供援助。
蒋介石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对《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亚特金森说：“中国不会爆发内战……蒋委员长准备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共产党问题。这一计划目前进展顺利，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而在去年，中国河南省的饥荒中有300万人死亡，2000万人面临饥荒。与此同时，重庆记者报道广东省发生了中国另外一场饥荒。去年6月份以来，那里已有100多万人命丧黄泉，数百万人急需救助。
乔治·亚当斯是国际救援委员会的美国代表。他对广东省进行了考察，回到重庆后他说：“那里的民房被拆掉，拆下来的木材被当作柴火卖掉，其他材料也零零碎碎地卖掉了。通往市场去的路上布满尸体。”
由于经济封锁、庄稼歉收以及商人、官僚和投机商囤积居奇，致使粮价暴涨。国际救援机构在灾区设立了75个救济站，这些救济站不得不花天价买下粮食分发给灾民。
1943年10月，中国的意志薄弱但英俊潇洒的教育部长陈立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实现了自己对远在美国的中国思想家的控制。教育部颁布的规定中说，将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机构，用于指导和控制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的思想和品行。留学生必须服从他们的领导。一旦教育部接到报告，有哪名学生的言论背离了三民主义，他将被遣送回国。2月，教育部为出国的教授和讲师也制定了类似的规定。
要不是两周前这些规定引起了哈佛大学哲学家拉尔·巴顿·佩里的注意，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无疑将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哈佛美国国防研究会的领导人，佩里要求国务院展开调查，如果发现这些规定真的像看起来那样险恶，就禁止所有中国学生进入美国。中国教育部的这些规定与日本的思想控制制度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令美国学者感到吃惊。对此，佩里谨慎地避而不谈。
然而，陈立夫对新闻界发表的声明就令人感到不舒服。他说：“中国临时宪法规定，三民主义应是中华民国的基本教育思想，就像民主是美国的基本教育思想一样。因此它不容违反。任何中国人如果违反了三民主义，就是侵犯了我们抗日战争的共同利益，学生也不例外。”
要在中国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改组。距上次改组20年后，这个党还是没有一点“民主精神”。它还在压制来自内部或外界的批评意见。虽然国民党只代表了中国4。5亿人口中一小部分人（不足1%）的利益，却认为自己是至高无上的。
“我们应该……改变不容异端的态度。……政治问题必须允许自由讨论……各种观点都应被允许充分表达。”
中国长期的政府专治和宗族式的家庭生活是民主事业的“障碍”。“普通民众”和“中上阶层”都不熟悉“选举制度……没有一位县议会的官员是由本县人民自己选举上任的”。
“有些批评家可能认为我们努力实现政治民主与建立计划经济是自相矛盾的做法。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我们的民主不是英国式民主的翻版……同样，我们会向苏联学习那些对我们适用的制度……”
“在中国，国家必须在战后倾全力发展基础工业……但必须把轻工业交给私人企业家来经营。”
1944年8月，国共两党之间的积怨已久的争吵终于疾风闪电般地爆发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呼喊道：“内战一触即发。”而重庆的宣传部长梁寒操则反驳说：“内战的危险根本不存在。”
在经历了5年停战、封锁与反封锁之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于去年5月开始就两党合作问题讨价还价。重庆答应承认共产党为合法政党，但要求共产党承认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延安则提出要进行全面的国家经济与政治改革。
谈判在继续。但一位重庆的发言人说：“谈判就像西南非洲的游牧部落与爱斯基摩人谈话一样。”
同时，有报道认为重庆的立场在动摇。一场危机或政治改革正在酝酿。蒋委员长将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共产党将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可能会在接下来的数周或数月内得到回答。现在，观察家注意到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上周重庆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允许发布了这样一则报道，即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成长是迅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