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眼中的周恩来
也许周恩来与他的同志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与莫斯科巧妙周旋的才能上。美国的《纽约时报》用了一版长篇文章，试图证明这一公认的观点。
周恩来15岁时进入一所西式高中求学，然后在日本上了一年大学，接着回到中国就读于天津的南开大学。在那里，如今天许多的年轻学生一样，他投入了中国的革命运动。他加入了一个叫作“觉悟社”的组织，热衷于争论和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领导学生进行反对《凡尔赛和约》的示威而被投入天津市监狱。在那里——故事总是这样发生的——周恩来遇见并爱上了另一个“同志”邓颖超，两人后来结婚了。
那时，身为北京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正忙于召集贫穷的学生加入北京一位教授构思的“工读”计划，让他们去法国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方面给中国学生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缓解了法国劳动力紧缺的问题。出狱后，年轻的周恩来抓住了这个机会。在和他的同伴们一起在莱茵河畔的煤矿苦度岁月时，他受到的教育很少，但却得到了很多思想。不到一年后，他离开了煤矿，立刻开始将法国和德国的中国人号召到共产主义的旗帜下。
到1924年，当共产党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结盟时，周恩来成为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他和蒋介石共事。一年后，周恩来成为蒋的第一任国民革命军的政委。
周恩来的特殊任务之一是：在上海工人中组织一次起义。他与其他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一起潜入上海，确保了武器和训练场地，成功地将60万工人组织为武装成员。蒋介石发现共产党试图削弱国民党的权力时，他毫无声息地进入了上海，解除了周恩来的工人武装并逮捕了工人头目。而周恩来成功地逃走了。国民党悬赏8万元买他的人头。周恩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以昂贵的旅馆为避难所，还蓄起了胡子，最后设法到达了莫斯科。
周恩来的一位校友曾经对他说过：“你给我的印象是属于比较温和的人，你怎么会变成共产党员呢？”
周恩来回答说：“记得在学校里你曾经给过我一些建议。在寒冬的早上，当我不愿意起床时，你建议我猛地跳起来，由于少许寒冷的冲击我很快就觉得暖和了。我发现信仰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开始很冷，但现在由于寒冷而变得暖和多了。”
周恩来很快喜欢上了共产主义的气候。在莫斯科待了一年后，他于1929年返回中国并与中国新的红色领袖——他在巴黎的老朋友李立三会合。周恩来坚持从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开始革命的策略，但当莫斯科转向毛泽东组建农民军队的策略时，他也设法转变了过来。接着周恩来将他在黄埔军校时教给国民党员的那些军事技巧教给这支新的军队。
1936年，当共产党在中国的势力处于最低谷时，周恩来以其流畅的谈吐和极具说服力的风度从国民党编制下争取过来15万军队——这就是“少帅”张学良的部队。在一次军事政变中，少帅绑架了蒋介石，希望能借此停止内战。作为延安特使的周恩来以其典型的机智使蒋介石最终获得释放，促成了国共两党合作共同对抗日本，并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接下来的9年里，国共两党不断讲和、开战，开战、讲和，周恩来大部分时间都在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向中国的美国同盟，特别是新闻机构的记者，讲述共产党的良好意愿。上周在华盛顿，韦德米尔将军回忆周恩来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周恩来住在城市中最贫穷的区域，所住的房间地板满是灰尘，家具也很简陋，而他一直是谦逊温和，平易近人。后来到南京，周恩来的诚恳态度说服了马歇尔将军，后者在提及周恩来的“友谊和个人尊重”时说，“在共产党员中确实有个自由主义的团体……他们为了建立起共产主义理念而把中国人民的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周恩来和他的同志以他们自己的方式为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他们打破了中国的封建传统，代之以一个与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反乌托邦社会惊人相似的新结构。在全力以赴的红色攻击下，首当其冲的传统项目就是原来备受中国人尊敬的单位——家庭。婚姻，除了生儿育女这一纯功能性的原因外，只有在长期调查了双方的政治可靠度后才能获得结婚的批准。过去的结婚典礼是向家中的长辈鞠躬，现在通常是在毛泽东的画像前三鞠躬。只要听说配偶有“反动倾向”，年轻的中国人被教导将自己的生命完全贡献给党。
许多人将他们的恋爱问题郑重地提交小组会议进行公开讨论，由小组来决定某一特定事例是否可行。
共产党在努力将他们的愿望加诸其他机构——学校、寺庙、农场。北京对基督教传教士展开持久战，使其备受困扰直至逐渐被赶出这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