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挺神，才几分钟时间，已经问出了猫眼叔叔的姓氏年龄。
猫眼叔叔笑眯眯地点头，用别别扭扭的普通话回答：“很好，很好。”
我也觉得很好，比他住在地堡里要强很多。
圈圈在十分钟内拜访了院子里的每一户人家，逢人就告知：“我家的叔叔会吹我家的表叔。”
没有人听得懂他说些什么。但是每个人都会顺嘴问他：“哪儿来的叔叔啊？”
圈圈回身一指我：“问小米。”
这个问题要由我来答，这是我妈指派的。她怕圈圈说不好，引出邻居的疑心。经由我的嘴巴说出来的答案是这样：猫眼叔叔是我爸的大学同学，毕业后留在大学教书，现在是逍遥派，趁学校停课出来走动走动，四处玩玩。
那个时候人分三种：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逍遥派是在运动之外游**的人，不批斗别人，也不被别人批斗，不上班却有一份工资可拿，养鸽子的曹叔叔就是其中一个。我把猫眼叔叔说成逍遥派，邻居们完全认可。
猫眼叔叔大刀阔斧改革了我们家里的备战措施。首先是门框上的白石灰取下来了。他说这东西太危险，万一被家里人撞上了，掉下来砸个正着，那就是灭顶之灾。其次是不再通宵烧着煤球炉。煤球要凭票买，白白烧掉太可惜。最后，他把家里的每扇玻璃窗都用旧报纸糊严了，晚上睡觉关好窗户，外人要想进攻，看不清房间里的虚实，下手之前就得掂量掂量。
他还敦请外婆出面，把院里各家各户召集起来开了一个民主协商大会，排出了一周七天的值班表，每晚出一个男人看守院门，有事鸣锣，其余人放心睡觉，听动静再起身，抗敌于院门外，什么都不耽搁。
外婆说：“瞧，有个男人就是不一样！之前我们这一家子像什么嘛！热锅上的蚂蚁噢。”
这是我的功劳，我请回了猫眼叔叔。
晚上，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着桌子吃饭。因为来了客人，稀粥之外，外婆特意摊了两锅葱油饼。把面粉调成薄浆，搁点儿盐进去，铁锅烧得滚烫，拿草把儿蘸一点豆油沿锅圈一刷，面浆沿着锅边缓缓倒进，拿锅铲摊开，在完全凝固前撒上大把葱花，再浇一层薄油。饼子烤透了，铲出来呈一个锅底形状，底焦面软，油香扑鼻。做这样的葱油饼，不费面，费油。油票每人每月才发四两，摊一锅葱油饼，半两油没了，所以外婆轻易不肯出手。
也因为来了客人，圈圈头一回表现得温文尔雅，在香喷喷的油饼上桌之后，努力把脑袋转到旁边，装作没有看见。之前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盯着他，怕他冷不防地伸手抓饼。他不是没有干过这么丢人的事。
我妈非常满意圈圈给了她面子。她笑吟吟地、得寸进尺地说：“我希望圈圈以后的每天都能像今天一样懂事。”
她对我的要求则是：“小米要照顾叔叔吃好。”
可是她自己呢，因为格子衣服穿在身上显得小了，胸脯紧绷绷的，奶水就被勒了出来，透过内衣和毛线衣，洇出两团茶杯口那么大的奶渍。我妈发现外婆的眼睛朝她胸口看，也跟着低头看看，脸上一红，说：“哎呀，不好意思。”
猫眼叔叔回答：“没有关系。”
接下来，很自然地，我妈问到郭同志有没有孩子，猫眼叔叔说他连爱人都还没有，他的华侨身份让很多女孩子望而止步。我妈跟我外婆对望，眼睛里都起了同情，好像在说，哎呀，可惜了。
“郭同志你吃！”外婆手忙脚乱地，把一整盘葱油饼拉到猫眼叔叔面前。
九点钟，全院子的人都进入了睡眠。糊上报纸的窗户昏暗一片。窗外的一棵香樟树被风吹得摇来晃去，树枝时不时地刮擦玻璃，像有人在故意抓挠。青蛙在这个时节总是叫得格外烦人，呱呱呱呱扯破喉咙一样。外婆说这是公青蛙在叫唤母青蛙，它们想怀孩子了。
我对面的钢丝床吱吱扭扭地响着，猫眼叔叔小心翼翼地翻身。我看不清他的面孔，但是能看见他的两粒眼珠，它们真像猫眼一样能微微发光。
我轻声唤他：“猫眼叔叔！”
床架子又响一下，他抬起脑袋看我：“没睡着？”
“讲个故事吧。”我要求他。
他嘿嘿地笑，说他讲不好。后来他又说，好吧，就讲一个吧。他讲了一个《莴苣姑娘》。
从前有一个妇人，吃了巫婆花园里的莴苣后，生下一个女儿，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名字就叫“莴苣”。巫婆把女孩抢走，关在一个高高的塔中，这座塔没有门也没有楼梯，每当巫婆要上去时，就在塔下唱一支歌：莴苣，莴苣，垂下头发，接我上去。她一唱，莴苣姑娘马上松开发辫，把金丝一样美丽的长头发垂到塔外，让巫婆爬上去。有一年来了一个王子，被塔里姑娘的歌声打动，也学着巫婆的办法爬了上去。王子和姑娘一见钟情，双方约好，王子每天来见姑娘时，都带一根丝线，等丝线攒够了，姑娘用它编一架梯子，然后爬下去，远走高飞。可是巫婆发现了，剪断了姑娘的长发，赶她到荒野中。王子找不到姑娘，悲痛地从塔顶跳下，掉进刺丛中，扎瞎了双眼。他从此以野果为食，每日在荒野流浪，寻找他的爱人。有一天他忽然又听到熟悉的歌声，不顾一切地奔过去，莴苣姑娘认出王子，抱住他痛哭，眼泪流进王子的眼睛，瞎眼立刻复明。王子看见了他心爱的人，还看见了莴苣姑娘为他生的一对双胞胎儿女，他们手拉手回到王子的国家，从此快乐生活。
猫眼叔叔的这个故事驱走了我身边的睡魔，我开始浮想联翩，脑子里出现了一片月光下的荒原，荒原中耸立着白色的高塔，美丽的女孩子从窗口探出头，她的长发拖垂到塔底，金光灿灿，她一边唱着歌，一边等待远方的王子到来。这样的场景就像一幕电影，而我紧闭的眼帘就是银幕，只要我的脑子转动，放映机就工作了，我清清楚楚看到了被我想象出来的一切，它们无比生动，连续不断。
妈妈也给我讲过故事，她讲的是海娃送鸡毛信，高玉宝的“东家”半夜学鸡叫。外婆喜欢讲吝啬老财和聪明长工，还有法海和尚如何跟白娘子斗法。
猫眼叔叔的故事跟所有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他描绘出来的是另外一个世界，遥远，陌生，带着悲伤的气息，又温情得让人落泪。
白天，他允许我陪同他去文化馆门口等他的朋友。我紧紧拉着他的手，穿过喧闹的菜场，冷冷清清的大街，走向十字路口。一路上他会不断地停下来看两边墙上新贴出的大字报。开始我以为他是对大字报的内容感兴趣，后来我才知道，他仅仅希望能够从那些打上红叉叉的名字中找到“李仁和”三个字，这样的话他就能判断出来朋友的下落。有时候我们会碰到敲锣打鼓的队伍，那些人扛着横幅，挥动彩旗，喜气洋洋地高呼口号，宣布某个“革命委员会”成立。幸运的时候，队伍里还能看到打腰鼓的，舞花环的，踩高跷的，耍莲湘棒的，他们一律描着斜插到鬃角的粗眉，眼睛画得乌黑溜圆，脸颊上打两团朱色腮红，嘴巴红艳如血，穿绲边的中式袄褂和裤子。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全身心地陶醉在**和喜悦当中，对我们这些旁观的路人不屑一顾。
也有让我们心惊肉跳的时候，那就是从旁边的巷子里忽然钻出一队衣衫褴褛者，个个灰头土脸，不是戴着高帽，就是挂着木牌，低眉垂眼地走着，沉默得像一群石头。他们要被押送到某个会场，去接受批斗——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羞辱。
猫眼叔叔把身子侧过来，有意无意地挡住我的视线。他以为我会害怕。其实我爸爸被涂上黑手游街时，我在队伍后面跟随了很久。不夸张地说，我对这一切已经习以为常。
文化馆是一个名存实亡的单位，馆长和馆员——包括我爸，统统都进了牛棚，馆里只剩下看大门的郝师傅，他现在同时兼任总管、保安、清洁工、木工和电工。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把前后几进的院落料理光鲜的，所以他只能任凭灰尘厚厚地堆积在走廊和窗台上，鸟儿们从破碎的玻璃窗里钻进钻出，在废纸堆里排泄和做巢。
我找到了正在后院里生煤炉烧开水的郝师傅，直通通地问他：“那个……郝师傅，李仁和回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