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外面刮风下雨，我们躲进了艺术天地
那个春天，从部队下来了一批干部帮助群众搞运动，名字叫作“军宣队”。在他们的强行撮弄下，全县大大小小十多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坐到了一起，反复地谈判，讨价还价，答应了联合却又打得不可开交，彼此撸起袖子辱骂、攻击，祖宗八代都被翻出来鞭了尸，最后总算达成协议，决定成立“青阳县革命委员会”。
这是我听见爸爸妈妈躲在他们房间里叽叽咕咕说的话。他们每次说到与当前形势有关的话题，总要把房门关起来，弄出鬼鬼祟祟的样子，也不知道是怕我跟圈圈听见，还是害怕隔墙有耳，被院里的邻居们听见。不过，他们的担心也有道理，因为邻居会告发，我们院里的一个当过八路军的老头儿，就是因为背地里骂过中央“文革”小组的某个领导，被邻居告发出去了，半夜里被红卫兵从被窝里拖出来，脸上用黑油漆写上“反革命”三个字，送到了牢房里。
我听见我妈妈一连说了几声好：“这下好了，运动怕是要结束了。好了好了，放大家安安心心过日子吧。”
我爸哈的一声笑，揶揄她：“你想得美啊！最高领袖都说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什么是底？谁都不知道。等着往下看吧。”
我妈妈有好一会儿没有说话，大概是在发愣，在想她的学生们天天都不上课怎么得了。
学生不上课可以，我不上课不行。我的眼睛还不能长时间看书本上的印刷字，妈妈专门到百货商店买来一块石板，在墙上钉个钉子挂上去，规定我每天必须学会写十个生字。
“大写的‘贰’是没有一撇的，‘威风凛凛’的‘威’字必须要加上这一撇！”妈妈每天都用粉笔笃笃地敲着石板，耳提面命。
可是关于汉字的这一撇已经成了我的一个死结，我越是提心吊胆，就越是事与愿违。我经常站在石板前，两手冒汗，两耳轰鸣，心里挣扎和犹豫：要不要加上撇？加还是不加？我仿佛看到我妈那张无比失望的脸，她的脸颊绯红，嘴角用力抿出一个双括弧，为我的蠢笨愚昧而大感愤怒。
外婆心疼我，责怪我妈：“写字要慢慢来，一口吃不成个胖子。”
“是我心急，还是他不用心？”我妈反驳外婆，“要不是碰上这场运动，他该准备上三年级了。三年级的学生是什么水平呢？算术要学到四则混合运算，语文要会写三百个字以上的作文。”
“你像小米这么大的时候，帮家里算个伙食账都算不清。”外婆揭我妈的短。
我妈气急败坏：“我早就说过，家里有老人在，孩子永远都教育不好！”
争吵的结果，两个人都为我伤了心，赌气不说话。
挨到第二天，她们又和好了，两个人轮番扒着我妹妹的嘴巴，看她是不是长了口疮，为什么一叼上**就要哭。
爸爸接到“军宣队”首长交给他的任务，要他在短时间内组织一台文艺节目，用于革委会成立当日的庆祝活动。爸爸的心情非常矛盾。一方面，把这么大的事情交代给他，说明组织上已经默认了我爸没有重大历史问题，可以出来工作，这对我爸来说是喜从天降；另一方面，这一台节目不好操持，除了表达欢庆之外，节目内容要有充分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要突出“斗争”二字。可我爸说，他最不擅长的就是斗争，让他写点风花雪月的东西要容易得多。
弄出一台节目，最重要的是准备本子。小戏剧、表演唱、三句半、快板书、对口词，这都是比较时兴的节目形式，可是都得有词儿现编出来，套进形式当中。爸爸每天在房间里绞尽脑汁。
他不抽烟，却有个很特别的癖好，思考时嘴巴里要嚼一撮茶叶。每个月在发工资的那几天，我妈允许他为自己买个一两二两茶叶，到月底没钱了，他就只能买茶叶末。茶叶末子泡茶喝的话，算是价廉物美，撮到嘴巴里嚼，有点儿惨，因为细碎的屑末会满嘴跑，钻进牙缝里，粘在舌尖的上下颚上，嘴一张开，黑乌乌的，吓人。我记得圈圈两岁之前经常被他吓得哇哇惊哭。
他倒背着手，两眼望天，在房间来回地走，嘴巴嚅动着嚼茶叶末，同时念念有词。
锣鼓喧天彩旗飘，锵！
百万人民齐欢笑，锵！
庆祝革命委员会成立，锵！锵！
——好日子到！
小米你觉得如何？顺溜不顺溜？他张嘴问我时，每一个牙缝黑漆漆的，我慌忙摇头。
“你摇头？不好？”
我又赶快点头。我完全糊涂了，不知道应该点头还是摇头。
他叹口气，抿了嘴，把牙缝里的茶叶末舔出来，又嚼一遍，自己拍着手打节奏，转眼吟出另一段快板书的开头：
春光美，旭日红，
神州大地舞东风，
竹板一打心欢畅，
表一表，革命委员会就是好！
他的思绪像一根飘忽的线，抖来抖去，这里伸一伸，那里探一探，总是不能够头尾相连。他抱怨说，命题作文是最难的，你明明不熟悉这类文字，你知道它空洞、虚假、概念化，跟人类的心灵不亲近，可你不能不勉为其难，敷衍成篇。
他很难受。
猫眼叔叔从瘸子老爹的书摊上租了几本小人书，言明是隔夜归还的，他用一张报纸包着送来给我。
我妈委婉地告诉他：“小米恐怕还不能看太多的字。”
猫眼叔叔“哎哟”了一声，同情地看了看伸长脖子瞄着那些书的我，神情中有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