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妹妹在照片中酣睡着
端午节过完，我爸爸决定组合宣传队全部的节目，来一次彩排，看看演出效果到底如何。对于他亲手编导出来的这些“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拼盘式的节目，他心中忐忑，既怕领导审查过不了关，又怕观众看了不买账。我爸爸说，舞台艺术是“立体”的艺术，不经过声乐、器乐、舞蹈、说唱、灯光、布景、服装的合排，你永远没有办法知道它会呈现出什么样的品质。
因为是彩排，爸爸允许我们全家去排练场观摩。这个“全家”，包括了外婆和四岁的圈圈，以及我妈妈怀抱中的婴儿。爸爸说，到正式演出时，对不起，除了我妈妈，其余各位敬谢不敏，以防吵闹。
妈妈心情很好地嘲笑他，你以为你们排的是样板戏，还想让我再看第二遍？爸爸乐呵呵地回答说，或许呢。
我不记得爸爸妈妈之间有多久没有轻轻松松地打嘴仗了，这个场景让我觉得温馨，灰暗破旧的家变得其乐融融。
外婆早早地煮好一锅稀饭晾在饭桌上，而后开始了她漫长到令人心焦的梳妆打扮。她先要花费半小时篦头发，让妈妈帮她修剪掉耳后翘出来的那一绺，抹上一点点“凡士林”，梳出一道一道规整的齿痕，两边夹上新买的发卡。接着她在仅有的两件说得过去的短袖夏衣中比了又比，还请妈妈做参考，选出浅蓝色盘琵琶扣子的一件，摊开在**，嘴巴含一口凉水喷上去，拿茶缸盛了开水当熨斗，熨到平展如新后，仔细叠起来，压在枕头下。她要等到临出门时才会取出衣服上身，这样能够保持折痕笔挺。鞋子也很重要，她有一双崭新的黑平绒的布鞋，做了好几年了，难得出门穿一回，此刻也翻寻出来。不料鞋子藏得太久，受潮上霉，黑绒布上巴着星星点点的白色霉斑。外婆赶快拿湿布擦，一擦居然擦出几个小洞，原来是鞋面朽了。她心疼得要死，嘴里“啧啧”不停，直到妈妈许诺下个月发工资给她重买一双灯芯绒的橡胶底鞋。
我妈妈自己不打扮，可是她给婴儿打扮。婴儿还不会站立，脚上居然穿着一双软底的小红皮鞋！婴儿的脚太小，皮鞋又太大，鞋带子根本系不住，穿上去不到两分钟，小东西一高兴，脚一蹬，鞋子掉在地上。圈圈讨好地捡起小鞋子呈送给妈妈，妈妈耐心地给婴儿穿上去，两分钟之后又滑脱下来了！
一想起我长到八岁还没有穿过皮鞋，我妹妹才三个月大就不把皮鞋当回事，我心里气不打一处来，真想把那双玩具般的小红鞋子扔到窗外去。
我妈妈还给婴儿点“公主痣”：拿一根筷子蘸上红印泥，点在眉心处，黄豆那么大，衬着婴儿的白皮肤，很醒目！可我觉得这事有点儿愚蠢，把我妹妹弄得傻乎乎的，像个一捏就会叫的肚子里塞着棉花团的布娃娃。
总之你可以这么想，我妈妈是一个重女轻男的人，自从有了妹妹，我和圈圈的地位一落千丈，圈圈好几回要求她抱一抱，她根本理都不理。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是哥哥，是大孩子。
好吧，既然我是大孩子，我就可以自己做主，决定我晚上穿什么衣服出门。
我穿的是我自己的皮肤：光着膀子只着一条短裤。
于是我妈妈就生气了，她察觉出来我是在跟她对着干——前两天我恳求她给我买一件海魂衫，她没有答应。
“你如果不穿上衣服，全家都不走。圈圈去看着哥哥，等他穿好衣服再叫我。”
这样一来，我不能不向妈妈屈服。如果为了我而看不成彩排，外婆和圈圈要怨死我。
在我垂头丧气穿衣服的时候，妈妈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话：“任何事情都可以商量，但是威吓和逼迫没门儿。”
了不起的打击！我心里又一次地期盼自己快些长大，长到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那一刻。
有了这样的一个插曲，出发之时我们一家人的情绪不尽相同。
走在最前面的是我兴冲冲的外婆，她穿着那件折痕宛如刀刃的浅蓝色衣服，宽展的身体像是拦在我面前的一堵灰白色墙壁。“快走！快走！”她不断地回头催促我们，间或还去拉一把圈圈，恨不能抱起他一路小跑。我妈埋怨道：“座位都留好了，你不必这么急。”外婆微笑地承认：“我听到胡琴声，脚指头都痒了。”
跟在外婆身后紧捯着步子的是圈圈。圈圈有点儿感冒，鼻腔不太通畅，跑得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哧喘气。对于艺术，他根本就是懵懂无知，完全是因为哪儿热闹他要往哪儿钻。他穿着黄色的小汗衫，一条小碎花的布短裤。头发里长了个小疖子，早就被我妈妈剃得精光，圆不溜丢的脑袋因此而像个大皮球，随着他一蹦一蹦地走路，那皮球就一颠一颠地往前滚动。
我妈妈照例是一件白衬衣、一条蓝裤子，走路目视前方，不苟言笑。我丝毫看不出来她对晚上的彩排有没有兴趣，她是喜欢宣传队的演出呢，还是纯粹照顾我爸爸的情绪，过来捧他的一个场。她抱在怀中的婴儿，出家门时还咧嘴对我笑了呢，才走一半路，她就把妈妈的怀抱当摇篮，睡得不省人事了。妈妈白给她穿了漂亮的红皮鞋，点了那颗红艳艳的公主痣，我估计这一晚上她是敲锣打鼓都不会醒的。
至于我自己，我说了，我对看不看彩排根本无所谓。宣传队的那些节目，排练时每一个我都看过不止十遍，我能记得跳“丰收舞”的八个女孩子一共要转几个圈，那个演“数来宝”的手里的竹板要打几声，还有“表演唱”的那一组什么时候亮出事先安置在舞台上的毛主席像。我既然什么都知道了，看彩排就成了形式，是因为全家都来了，我不得不来。
我穿了一件破破烂烂的长袖汗衫。汗衫洗得掉了颜色，领口袖口都开始脱线，肘下一左一右各有一个小洞，亮出了我的黑乎乎总是洗不干净的肘皮。这是我平常用于衬里的衣服，旧点儿反正没人看见。刚才出门时我特地穿上这件，实际上是对我妈妈权威的一个挑战。你不是非要我穿上衣服不可吗？好吧，我就拣一件最不能上台面的穿。
出家门之前，我妈妈盯着我的这件衣服足有一分钟，然后悲哀地叹息道：“从现在开始，我恐怕有了一个敌人。”
这句话让我很不好受，跨出家门的一瞬间我就开始后悔。这样一来，我的情绪更加低落，一个人拖拖拉拉地跟在队伍最后，自己听自己的脚步声。
远远地，文化馆门前灯光明亮，过节一样热闹红火。灯光下聚集了大批的观众，还有在人群头顶上乱飞乱撞的大批蠓虫。郝师傅尽心尽责地把守大门，喉咙都叫得哑了，还是拦不住一波一波如潮水般涌来的人群。看见郝师傅放下栅栏让我们一家人进去，那些人就叫嚷，抗议。郝师傅凶巴巴地反驳：“怎么了？怎么了？人家是导演家属！”
无比荣耀的这一群“导演家属”，享受着围拥者的羡艳目光，鱼贯而入，带着几分得意地往小礼堂走。
礼堂里面也是灯火辉煌。白天看着破烂不堪的大厅，灯光一照，忽然就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每一面墙壁，每一道幕帘，每一条简陋开裂的板凳，都蒙上了一层柔和的金黄色的光线，神秘、高贵、美妙，就像是童话里抛金撒银的国王的宫殿。
我很意外地发现仲瑶阿姨的脸上也涂了油彩。她的皮肤黑，上了妆之后不是好看的粉白，而是粉紫，再加上描得很粗的眉毛和上挑的眼线，还有脸颊上那块盖不住的凹陷，近看有一点儿吓人。她匆匆忙忙地凑过来对我妈解释：“有个舞蹈演员拉肚子，我临时被小米爸爸抓差，做她的B角。对不起啊，我要换衣服去。”说完她急慌慌地往台后走。她的背影倒是婀娜好看。
任保家叔叔嘴唇上叼着烟卷，手里抱一台茶叶盒子那么大的“海鸥牌”相机，准备给演员们拍舞台剧照。看到我们一家人，他来了劲，跑到幕布后面把满头大汗的我爸爸拉了过来，一定要给我们来个“全家福”。妈妈看看盛情难却，赶快捻怀中婴儿的耳垂，想把她弄醒。结果婴儿眼睛都不睁地哭了两声，扭一扭脑袋，又睡过去。妈妈歉意地跟任保家打招呼：“老任你看……”任叔叔不在意地摆手：“没事没事，小姑娘睡着也是可爱的，到她长大了看自己模样，哈哈！”
他手里的闪光灯“啪”的一声响，为1967年的我们全家人定了格。
一个月之后他把洗出来的照片拿给我们看，我才发现貌似开心的我爸爸实际上眉头微蹙，笑得有一点点苦。我妈妈基本上没露什么笑容，矜持中带一点儿特立独行。外婆头脸整齐，最是雍容富态。圈圈眯着眼睛，皱起鼻子，好像正在吸鼻涕。小妹妹嘴巴半张，睡得无知无觉。我呢，我可怜巴巴地用两只手分别捂着衣肘处的两个破洞，丢人丢到家了。
为这张照片爸爸妈妈又打了一回嘴仗。爸爸想去照相馆放大，再配个镜框挂到墙上。妈妈不同意，说照片中的所有人都不是最好的状态，不值得上镜框。爸爸强调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自然的就是最可爱的，比在照相馆里摆好姿势再捏橡皮球要好上十倍。妈妈说照相总是为了美吧？总不能故意暴露丑的一面吧？爸爸就故意把照片举起来凑在眼睛上，做出寻找的样子：“哪儿丑？谁照得丑了？我怎么看不出来？”
圈圈看见爸爸的夸张动作，笑得前仰后合。妈妈起先还板着脸，做出一副气愤不已的样子，后来被圈圈的傻笑传染，憋了一会儿之后，扑哧一下子也笑出来了。
这事最后还是依了爸爸，照片放大，配镜框，挂在墙上。
彩排开演之前，我一直在东张西望地找猫眼叔叔。外婆和妈妈已经坐到了爸爸为我们预留的板凳上，妈妈嫌我站起来坐下去地晃得她眼晕，拉我的衣服，命令我“安静点儿”。外婆也跟着大声地表扬圈圈，说他今天“很乖，很听话”。我知道这话实际上是说给我听的，可是圈圈这个傻家伙受宠若惊了，拼命地挪动屁股，想让自己的坐姿更加端正。
我安静不下来。开演之前如果见不到猫眼叔叔，我会一直心神不定。
外婆给我找了个台阶下：“你是不是要上厕所啊？要就快点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