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载红军指战员的卡车急刹车，停在山道中间。
周恩来打开车门，拔出别在腰间的手枪大声命令：“快跳下卡车，立即散开，组织还击！”他纵身跳出卡车。
深沉的画外音，叠印出相应的画面：
“周恩来乘坐卡车向西安进发的途中，在甘泉县劳山附近遭遇土匪伏击，一二百名土匪从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射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周恩来跳下车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随从副官陈友才、警卫队副队长陈国桥等十余人牺牲。周恩来脱险后，仍返回延安。翌日，顾祝同、张冲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去西安。
“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的到来，中共中央于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接着，中央又召开了白区工作代表会议。围绕着刘少奇同志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一日召开会议……”
中央会议室
张闻天：“为了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中央必须统一党在白区近十年工作的认识。下边，先请少奇同志说明他的看法！”
刘少奇：“我的《关于白区工作的报告》的中心，是反对关门主义，整体是正确的；缺点是只讲到关门主义的传统，给人感觉是否定过去的一切。我坚持认为，党的‘八七’会议之后犯了许多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多些。另外，我还认为关门主义是顽固的，是有历史的，是基本问題的错误。如果我们不开展这一斗争，白区工作是不会弄好的。”
博古：“我们党过去有没有缺点？有！但不能说是一贯的‘左’倾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更不能说因白区组织的破坏而说过去都是错误的。这就是我与少奇同志的分歧之处。”
凯丰：“少奇同志，你是不是还坚持认为我们党在白区工作执行的是一条错误路线呢？”
刘少奇：“是的！我觉得我们党在白区的错误是有一套的、一贯的，是基本问题一也就是路线的错误！”
凯丰：“我不赞成少奇同志的意见！从严格意义的理论上讲，党在白区近十年的工作路线错误了，这就要审视共产国际以及我党中央近十年的路线。另外，由于形势的转变，过去的许多方式在今天是要改变的，但如果像少奇同志这样笼而统之地指出是‘左’倾关门主义，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我认真研读了少奇同志的报告，我认为基本上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少奇同志主要是从事党的白区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很少失败，在党内像他这样有经验的同志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说到他指出党在过去白区工作上所害过的病症，我认为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
博古、凯丰等同志闻之愕然。
毛泽东严肃地：“过去，对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问题上的处理是完全不对的，骂他是‘老右’，则更是不应该的，今天应该作出正确的结论！”
全体与会者面带不同的表情望着毛泽东。
刘少奇朝着毛泽东深情地点了点头。
延安嘉岭山上
毛泽东、刘少奇爬上宝塔山，向北仰望石壁，上面凿有“嘉岭山”三个大字。
刘少奇：“主席，这嘉岭山三字出于何人之手？”
毛泽东：“我查过地理志，为宋代大政治家兼词人范仲淹所书。那时，他曾在此地为官，给这里留下了很多可纪念的地方。”
刘少奇：“看来，宝塔山的名称是晚于嘉岭山的。”
毛泽东：“应当说是这样的。”他仰望九级宝塔，“据说这座宝塔建于唐代，到宋朝范仲淹的时候，这里还叫嘉岭山。”
刘少奇感慨地：“后来者居上啊！”
毛泽东：“是的！我们进延安前，这里叫肤施，我相信不要多少时日，人们就只知延安而不知肤施了！”
刘少奇似有所思地：“那也需要时日啊！”
毛泽东：“是的。这和党在白区执行的是一条什么路线的争论是一样的，我相信不要多少时日，就像这座被范仲淹亲书的嘉岭山一样，慢慢地会被宝塔山所取代了！”
刘少奇顿悟地：“看来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啊！”
毛泽东：“这使我想起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句话。我记得你在遵义会议上就提出要解决党的政治路线问题，我当时对你说：现在是打仗的时期，军事路线即政治路线。言外之意，那时只能解决军事指挥权。”
刘少奇：“是啊，认识问题不容易，解决问题就更难。”
毛泽东：“这不仅是策略问题，更重要的是积重难返！我们只能等待人们渐渐地忘掉嘉岭山，自觉地改叫宝塔山。”
毛泽东、刘少奇缓缓向东徜徉，一面石壁侧立一边，上书“先忧后乐”四个大字。
刘少奇：“这自应是范仲淹自明立志的格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缩写吧？”
毛泽东：“是的！我每每来到这里，就想范仲淹是一定不迷信佛教的。他当年在此戍边期间，既没有书宝塔山于此，也没有写下颂扬释迦牟尼的华章。结果，这方人民还是记得他倡行的‘先忧后乐’的精神的。”
刘少奇：“这是因为他倡行的‘先忧后乐’的理想是属于中华文明范畴的。”
延安天主教堂
随着圆舞曲的音乐奏响，缓缓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