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上旬，香港一片白色恐怖！就连昼夜忙碌的客货两用码头九龙深水埗，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着上下船的旅客，生怕有一个“共匪”漏网。
清晨，一艘北去上海的客轮停靠在码头旁边，持枪的港警如临大敌，操着粤语骂骂咧咧，查看着登船北上的旅客。但是，他们又像往常那样白忙了一阵，没有抓到一个可以领赏钱的“共匪”分子。自然，他们一个个也就没有了情绪。就在这时，从客轮上走下一位大副，取出一沓港币，塞到一个港警小头目的手里，很是客气地说道：
“辛苦了，拿去和弟兄们喝早茶吧！”
这些港警见钱眼开，一个个点头哈腰。那个收钱的小头目有意摆了摆手中的港币，说道：
“不好意思，我等例行公事，生怕那些在潮汕溃败的‘共匪’出入香港。”
这位大副十分通情达理且又不失身份地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一辆轿车飞速驶来，嘎的一声停在检票口前的广场上。前门打开了，一位身着西服的中年人走出，十分麻利地打开轿车后门，恭立门旁，伸出右手挡在轿车后门的上面，生怕主人碰着头。少顷，一位身着旗袍、长得十分秀气的女士侧身钻出，旋即又回身扶出一位面目清癯、双目有神的中年男子。他那身高档入时的西装，胸前飘逸的美髯，再配上右手握的那柄嵌银的红木手杖，很自然地说明了他的身份是一位颇有地位的绅士。
随着一声“伍先生，请上船吧！”那位大副已经赶到近前，躬身一边，伸手指着检票登船的地方。这位伍先生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就在那位女士的搀扶下缓步走去。
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二七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回击蒋介石、反动派的屠杀，周恩来等奉命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尚未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在敌强我弱的历史条件下，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失败了。周恩来恰在这时又身染恶性痢疾，发着高烧，连稀粥都喝不下去，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守候在他身边的叶挺、聂荣臻，以及潮汕地区党的负责人杨石魂，由陆丰甲子港登上一条小船出海，向着香港驶去。这条小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诚如聂荣臻所忆：“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与省委取得了联系，把周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
省委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找了两间房子，是杨石魂背着昏迷不醒的周恩来走进租住的小楼的，对外说是姓李的商人。为了照顾重病的周恩来，省委又派来一个受过护士训练的女共产党员范桂霞，由她出面请医生诊治。三天过后，周恩来终于醒了过来。他一见床头坐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十分警惕地问道：
“你是谁？”
“我叫范桂霞，是党派我来护理你的。”
“派你来的人叫什么名字？”
“沈宝同。”
周恩来认识沈宝同，且知道沈是中共广东省委工作人员，便放心地点了点头。在他养病期间，不仅知道了范桂霞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参加过“新学生社”，担任过妇女解放协会执行委员，而且还从范处获悉邓颖超已安全地回到了上海。当他知道范桂霞的男朋友是黄埔四期的学生潘耀芳后，又风趣地问道：
“小范，你是不是很爱他？他是不是很爱你？”
范桂霞一听心咚咚地跳了起来，脸也红了，当她想到心爱的潘耀芳还在普宁训练农民军的时候，低下头小声地答道：
“我觉得是的。只是，现在革命形势紧张……”
周恩来一看范桂霞害羞的样子，忍不住笑了。但是，当他想到范桂霞欲言难吐的隐情时，便十分郑重地说：
“你不用担心，你们将来总会见面的。祝你们相爱终生！”
周恩来在范桂霞细心的护理下，历经半个多月的治疗与休养，病情逐渐好转。每天清晨或傍晚，他就在范桂霞的搀扶下走到户外，进行恢复体力的练习。
十月十三日，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从普宁流沙脱险来到香港。接着，南方局和广东省委于十月十五日在香港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南昌起义军入粤失败以及潮汕人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为此，周恩来又在有关同志的陪同下过海到香港参加会议。会上，张太雷作了《“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组织、宣传、工运、农运等决议案，并通过省委及各部负责人名单。与此同时，讨论研究了广州起义的有关事宜，“要求各地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会后，南方局由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六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六人负责。接着，周恩来又带病参加研究有关广州起义的事情。
不久，张太雷经汕头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有关广州暴动的问题，并参加中央常委举行的第二十七次会议。会后，中央写信给广东省委，除对广州暴动提出意见外，还特别写道：
（四）中央定十一月八日召集紧急会议，省委即由太雷代表出席，不必另派人来，彭湃既已派往闽南即可不出席，并请你们通知恩来务于十一月七日以前赶到上海，以便出席。
周恩来接到中央的通知之后，不顾身体虚弱，化装成富贾绅士，在杨石魂、范桂霞的陪同下，驱车赶到九龙深水埗，又在这位“大副”的帮助下登上北去上海的客轮。分别前，他紧紧握住杨石魂、范桂霞的手，低声地说：
“要有信心，胜利总归是我们的。我们在胜利后再相见！”
客轮缓缓驶离九龙深水埗码头，迎着冉冉升起的朝阳，乘风破浪，向着上海驶去。
上海，是东方冒险家的乐园。在近一个世纪的变迁中，它不仅是东西方帝国主义鲸吞中国的大本营，而且也是清末民初各种势力进行政治角逐的场所。自然，它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城市。近二十年来，上海既是蒋介石的发祥地，同时也孕育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蒋介石举起屠刀，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这里处处都是腥风血雨，时时都在响着杀害共产党人的枪声。进入十月之后，为了谨防南昌起义失散的共产党人潜回上海，黄埔港码头又成了国民党军警宪特肆虐扬威的地方。他们就像是一群披着人皮的恶狼，每人手里拿着一沓放大的相片，对着走下客轮的旅客认真地查看，希望能发现周恩来、贺龙、刘伯承、郭沫若等人的影子，好在上司那里得到一大笔赏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