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陈独秀总书记的职务不是在党的八七会议上被解除的。在汪精卫分共前夜，七月十二日，党中央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决定陈独秀去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国内组织一个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从这时起，他实质上就被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党的八七会议最主要的内容，是批判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理应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并且“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因此，在罗明纳兹的导演下，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决定，是不符合党的章程的，当然也是错误的。
但是，作为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对陈独秀的态度是正确的。据李维汉的回忆：“八七会议后，秋白和我到他（陈独秀）那里，把八七会议的情况告诉他，并劝他接受国际的指示，到莫斯科去。但他坚持不去，并表示他的错误共产国际有责任。后来，党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九月底至十月上旬陆续迁到上海。秋白和我又一次去看他，劝他去共产国际，他仍然坚持不去。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把他当敌人看待，中央也没给他处分，他的待遇还是同往常一样。”由此可见，这与因为领导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失败而受处分的周恩来、毛泽东等人相比较，中央对陈独秀依然是很尊重的。
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且又连任了六年多党的总书记。一夜之间，他从总书记跌到一位犯错误的领导人，一定会产生被共产国际抛弃后的愤慨。另外，陈独秀是一位很重名节的大知识分子，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危局，他绝不会诿过他人。相反，他因自责而陷于深深的苦闷中。对此，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了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
陈独秀视蒋介石及一切反动势力为不共戴天的敌人。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无情地向共产党人挥舞起屠刀，他真是愤慨到了极点！待到他的儿子陈延年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四日壮烈就义，恰又是他被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时候，国恨家仇融于一身，他怀着对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悲愤之情，挥笔写下一首《献诗》：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
陈独秀投降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待到资本主义发展以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共产党人势必把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陈氏也没有实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准备。结果，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
陈独秀于八七会议之后，虽说深感苦闷、消极，并且对共产国际有抵触情绪。但是，他出于一种责任感，“一直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发展，认真阅读党的文件，紧张地思索革命面临的各种问题，并将自己的意见经常写信给中共中央”。作为业已解除总书记职务的陈独秀来说，如此而为是难能可贵的！
遗憾的是，他的主要意见是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主张在敌人的疯狂屠杀面前，实行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他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国民党政权决不会像你们所估计那样快的崩溃，群众的革命也不像你们所估量的那样高涨。”其结论是：“工农运动不要有所动作”，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如“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不还债”，尤其“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
陈独秀针对罗明纳兹等提出的“无间断的革命”理论，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不是高涨，而是低潮，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反对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右派的进攻，这无疑又是错误的。这时，毛泽东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还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快要来到”，“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这就廓清了陈独秀的“低潮观”与毛泽东的“求实观”的本质区别。
广州起义爆发后的第三天，陈独秀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认为，“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他还积极提出建议：“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遣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暴动时要立刻解决农民的经济问题，这还不够，并要解决农村中一般的病苦事件，如此方能发动更广大的群众参加革命。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实事求是地说，陈独秀的建议是正确的，较之国际代表纽曼提出的“进攻进攻再进攻”的主张要高明多了！与此同时，陈独秀在同一封信中，又坦然指出：“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我殊不以为然”。他认为“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并无特别意义”。用“工农兵平民代表会议政府”似较妥当。这些意见表明，他不仅认为中国现时的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而且还公然反对采取苏俄模式，这就必然导致与中央的对立。
陈独秀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送走一九二七年的。新年伊始，展望未来，陈独秀更是有无限感慨在心头！当时，他住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身边只有一位年轻的女工相伴，与昔日相比，难免会生出怆然之慨！他毕竟是一位诗人气质很浓的失意的革命家，他不会对身旁的这位女工说些什么，唯有驻步窗前，借朗诵自己的诗作对天呐喊：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
莫再如此的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经烧到你们的脚边，
你们怎不起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
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
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
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