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告密，早有预谋的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
与此同时，就在陈乔年等被捕的前后，陈氏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遵从蒋介石的旨意，建立并完善了蒋介石的“军机处”——中统特务组织。
中统，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和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一样，是蒋介石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御用工具。接着，陈立夫又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把隶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改称调查科，并隶属蒋介石任部长、陈果夫任代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因此，这时中统特务组织的全名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陈立夫兼第一任科长。由于陈氏太忙，科长没当几天，就又将调查科的负责工作交给了亲信杨剑虹。
陈乔年被捕之际，陈立夫正在南京，尚未卸去调查科长之职。他获悉陈乔年等人被捕是高兴的，自誉为是“开门大吉”。但是，由于当时党的组织关系是单线联系，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并不知被捕人员的真实身份，更不认识哪一位是陈乔年。这对陈立夫而言虽是美中不足，可在他看来却是小事一桩，因为他坚信只要一动大刑，或施以“钱”、“色”等软性手段，这十一个被捕的共产党人的身份就自然清楚了。
说到审讯陈乔年等人，陈立夫马上就想到逮捕地点是在英租界。按照当时的规矩，国民政府设在上海的专政工具——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等机关，均无权在租界区捕人。如果在上海工部局所属各国租界逮捕了中国人，也必须通过所谓“引渡”手续，才能转到蒋氏王朝设在上海的有关单位。换言之，若想审讯陈乔年等共产党人，必须先向英租界办理“引渡”手续。
说到办理“引渡”手续，陈立夫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为此，他请示了蒋介石，当即要通了上海杜公馆的长途电话，打着蒋介石的旗号，要杜月笙帮助办理“引渡”手续。
世人皆知，杜月笙是青帮大亨，他背靠洋人起家，借着走私鸦片等发迹。所以，他的触角伸到了上海各个地方。待到他协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又被蒋氏晋封为少将顾问之后，他就真的变成了上海的“霸主”。对此，一代报人徐铸成先生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连蒋介石、帝国主义分子、租界当局也要‘买’他的‘账’，同是‘闻人’，虞洽卿、王晓籁成名比杜早，但一切还要看杜的颜色行事，有时还要借助于他的声光。”因此，杜月笙收到陈立夫自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当即答说：
“请陈先生放心，我立即给英国巡捕房政治部兰普逊探长打电话，请他立即把这十一个共党分子引渡给淞沪警备司令部。”
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是横行上海滩的洋鬼子，但他自知和杜月笙还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另外，他清楚要在上海安全立足并能顺利办成事情，杜月笙是得罪不起的。因此，这些年来，他与杜月笙等“海上闻人”沆瀣一气，办了数不清的丧尽天良的坏事！今天，他一听杜月笙的口气，是蒋介石请他兰普逊“引渡”被捕的共产党人，故十分痛快地答说：
“杜先生的事就是我的事，蒋先生的事也就是我们英国人的事。请杨司令派人接办引渡手续。”
兰普逊所称的杨司令，就是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他与时任上海国民党政治分会委员的陈群狼狈为奸，自“四一二”大屠杀始，残杀了难以数计的工人和共产党人。由于他们一个叫杨虎，一个叫陈群，故被时人称为“虎狼成群”，足见他们作恶多端。杨虎接到杜月笙的通知，当晚就把陈乔年等十一位共产党人引渡至警备司令部，收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
然而由于中共中央的情报系统尚未完善，莫说对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一无所知，就是对陈立夫、杜月笙等如何与英国巡捕房探长兰普逊勾结，秘密引渡陈乔年等人的经过也不知情。为此，周恩来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再次下达指示：
“要尽快查出出卖陈乔年的叛徒，一定要设法营救陈乔年等同志出狱！”
周恩来从获悉陈乔年被捕的同时，近似条件反射地想到了陈独秀。诚如前文所述，半年多以来，他不仅被党中央撤掉了总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牺牲了他的长子——也是周恩来留法时期的战友陈延年。时下，他最疼爱的次子陈乔年又突然被捕入狱，且十有八九将被敌人送上断头台，这对已近半百之年的陈独秀而言，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周恩来在下达了营救陈乔年的指示后，又很有感情地对李强等同志说道：
“乔年同志被捕的消息不要声张，尤其不要告诉乔年的父亲仲甫同志。”
但是，负责保卫中央安全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在获知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很快就告诉了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同志。周恩来听后严肃地批评道：
“顺章同志的这一做法是欠周全的。你们想过没有？告诉了史静仪同志，岂不等于告诉了仲甫同志？仲甫同志一旦获悉乔年被捕的消息，他又要承受何等大的精神打击？”
周恩来历经深思，决定前往访问陷于无限悲痛中的陈独秀。
据史记载，陈乔年虽然不赞同父亲所代表的路线，但“乔年同情父亲的遭遇，也赞同父亲的某些意见。但他对父亲与党中央之间的矛盾，很感为难”。他作为儿子，还时常来看望已经为中国革命失去长子的父亲。这对陈独秀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安慰。就在上次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陈独秀谈话之后，陈乔年听说有些人把父亲的意见“当做笑话到处宣传”，他劝告父亲不要再给中央写信了。“陈独秀听了乔年的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再给党中央写信。”他在关注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和音韵学问题”方面。从上述事实说明，陈独秀与陈乔年的政见有分歧，但并没有影响父子的亲情。从某种意义上说，陈乔年成了失意父亲的一种精神寄托。因此，当陈独秀获悉陈乔年被捕的消息之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全部崩溃了！
说到陈独秀对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被害后的悲愤之情，以及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痛恨，世人是很少知悉的。直至四年之后他被捕入狱，且在蒋记的狱中过了近五年的铁窗生活，他于狱中突然听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发动西安事变，把蒋介石囚于西安，还再次表达了他对延年与乔年等烈士的追念，以及对屠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蒋介石的痛恨。对此，同案人曾作过如下记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震动全国。监狱中听到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在西安，莫不喜形于色，欢声雷动……陈独秀对这件事简直像儿童过年那样高兴，他托人打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对我和罗世墦说，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为了国仇家恨，我要痛饮一杯。他先斟满一杯酒，高举齐眉说，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于是他把酒奠酹地上。他斟了第二杯，呜咽起来说，延年啦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一杯！接着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
读过上述文字，我们就不难想象陈独秀听到陈乔年被捕后的样子了！几天来，他有些失魂落魄，任凭陪伴他的那位女工如何解劝，他只是借酒浇愁，老是重复着这样一句话：
“延年，乔年，你们知道为父此时此刻的心情吗？……蒋某人，蒋屠夫，我陈独秀和你不共戴天！”
也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氛围中，周恩来赶到了陈独秀的住宅，宽慰又要失去次子陈乔年的陈独秀。
周恩来是最善解人意的，因此，他也最能体谅陈独秀此时此刻的心情，对陈的一些过火言词不仅不予以答辩，反而以情打动这位党内的“老家长”，希冀他尽快回到党的方针和路线上来。
“请仲甫先生息怒，我今天来的目的，主要是看望你。其次，党的六大就要在莫斯科召开，中央希望你能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