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一
六月初的莫斯科是美丽的，到处都是一派初夏的景色。
从莫斯科乘坐马车去郊区春游，要经过一座小镇兹维尼果罗德。虽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已有十个年头了，可这座小镇从建筑风格到民俗生活，还依然保留着俄国农奴时代的古朴遗风。
在距离兹维尼果罗德小镇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很有特点的乡间别墅，这是沙皇时代的一个大农奴主的庄园，叫塞列布若耶庄园。但当地的人民把它叫作银色别墅，是由于白色的墙壁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而得名。这座乡间别墅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三层楼房，是典型的俄国风格。当年，别墅的主人可能是为了驾着马车到此休闲方便，这座三层小楼面临着公路，门前两边除去花坛，还有比较宽裕的停车用的地方。小楼的后面是漂亮的花园，穿过花园是座小山，山上长满树木，主要是大片的白桦林，白白的树干，绿绿的树冠，就像是无数把长长的白色伞杆，撑起无数个绿色的伞盖，真是壮观极了！小山的后面有条溪流，弯弯曲曲流向远方；在小溪的两边是一个国营农场，一片绿色的田野上，建了一些零落无序的农舍，好一派田园风光！
这里就是中共六大的会址。
据当事人回忆：这座三层小楼的一层，是六大秘书处的办公室；二层有一个可容纳七八十人的客厅，六大的全体会议就在这个客厅里举行。二楼客厅两端的房间，以及三楼的房间住着与会的代表。可能是为了工作方便吧，周恩来和瞿秋白这两位筹备六大的主要负责人都住在二层。
周恩来是五月中旬到达莫斯科的。因为五月十六日这天，他参加了部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南昌暴动讨论会，并且还在会上作了发言，略谓：
南昌起义后，当时情形造成了回广东的条件。起义军南下采取的路线，走赣东可能阻碍少些。在会昌是需要解决黄绍竑部的，后来应该出寻乌。主力下潮汕是错的，到汕头后忽略了军事。
接着，周恩来偕邓颖超坐着马车离开莫斯科市区，到达这座郊区的银色别墅，住进二楼，开始了近一个月的六大召开的筹备工作。仅举如下几个事例，就可想象出周恩来是以何等的精神和精力进行工作的。
周恩来是中央指定的筹备六大期间的两个主要负责人之一。瞿秋白要在一个月内写出近十万字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不可能再抽出时间过问其他的事情。结果，从六大代表到工作人员约百多人的起居衣食、会前的工作安排全都压在了周恩来的身上。加之这些事情都要和尽地主之谊的苏联人打交道，又在忙字上多了一个难字。
瞿秋白作为政治工作报告的起草人，这篇长达近十万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主要凝聚着他的心血。但是，稍有常识者都会知道，党的六大的政治工作报告是代表党中央的，是中央委员会，主要是中央政治局集体的智慧和心血。不言而喻，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仅事前参与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讨论，而且其间还一定多次对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要知道这篇政治工作报告长达近十万字啊，认真看一遍就要两天的时间，更何况还要组织少数人对报告进行讨论和修改呢。
作为六大的正式文件《政治决议案》等计十六件，共十二万多字。从组织有关人士起草到供六大会议讨论，再根据代表提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又需要周恩来付出何等多的时间啊！
周恩来在这筹备期间，不仅要亲自动笔起草向大会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问题的报告，而且还要准备讨论六大政治工作报告的长篇发言，等等。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人能做好上边的一件大事就不容易了，可周恩来同志却样样都出色地完成了。因此，他在这一个月里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有时，他连着工作了几个通宵，刚刚想倒在沙发上合一合眼，又因猝起的事件不得不再睁开双眼，用凉水冲一下头，就接着再开始工作。事后，有人曾发出这样的提问：周恩来靠着一种什么样的动力，在支持着他如此超负荷地工作呢？笔者认为，这就是尚未被理论家总结、升华的周恩来精神！
应当说及的，“共产国际在联共（布）中央的大力支持下，选派了许多专家协助起草大会的各项决议。例如，米夫、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尔协助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加伦、马迈耶夫协助周恩来、杨殷起草军事工作决议。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积极参加了大会的组织工作。在他的带领下，东方部的工作人员以及王明等人也担任了会议的服务工作”。
待到六大筹备工作大体就绪的时候，斯大林于六月十二日左右，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约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人。首先，他请上述领导人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任务。接着，他对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意见：一个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个是革命的**与低潮。这正是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作了说明。说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斯大林认为处于两个**之间，即革命处于低潮而不是**，但正在走向**。对此，李立三等人不赞成，他们认为中国各地都在不断发生工人、农民的斗争，革命形势是好的。斯大林坚决反对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的所谓乐观估计。他当即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纸上画了几条曲线，然后又在曲线的最低点画了几朵浪花。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是革命处于低潮，也会溅起几朵小浪花，切莫把这些浪花看成是**。实事求是地说：斯大林的意见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为这次六大所要解决的问题定了基调。
对此，周恩来是完全赞成的。在讨论瞿秋白的政治工作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时候，他作了长篇发言。说到中国革命的性质，他不但同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分析了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那就是“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他指出：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说明“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错误”。说到革命的形势，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讲述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以后，他认为中国革命的形势“虽然不能说是**，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涨方面的前进”。他的结论是：他要求争取千百万群众，促进革命**的到来。简言之，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形势的认识，较之他以前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区的银色别墅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党员代表四万多人。周恩来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他作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每天都要参加主席团会议，领导大会的进行；他作为大会的秘书长，必须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大会期间，他又参加了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门委员会。由此可见，周恩来在六大期间是何等的劳累了！但是，由于“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不但圆满地完成了上述工作，而且还得到了与会者一致的称赞。
周恩来对党的六大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举例说：
周恩来向大会作的组织问题的报告，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他指出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的约有三十一万至三十四万人，还有四千六百多人被监禁。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但是，共产党人并没有被枪杀所吓倒，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讲到党今后的组织任务，他把党和群众的关系凸显出来。他说：“革命的先锋——中国共产党有隔离群众和削弱的危险，虽革命已走入一个新阶段，党内外组织也开始了一种新的结合，但实际上这种危险还很大，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
周恩来在向大会作的军事报告中，在肯定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之后，又较全面地总结了党在建军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了适应中国革命的发展，他还用较大篇幅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他说：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要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去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周恩来带头作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还直言告诫：“我们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
诚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周恩来传（1898—1949）》一书所评定的那样：“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之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并且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六大的巨大的历史功绩。
“六大也有它的缺点：第一，当时全党的认识还是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的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和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第二，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周恩来在党的六大期间，以他坚定的党性原则、超凡的工作能力，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特殊贡献等，为更多的同志所了解、所承认。因此，他在七月十日当选为六大中央委员。七月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他与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项英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分工中，他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党的六大是一次胜利的大会。当大会代表通过各种决议案之后，全场掌声雷动，情不自禁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国际歌》。接着，周恩来在宣布大会闭幕后又突然大声宣布：
“为了庆祝党的六大胜利闭幕，我宣布：大会余兴节目演出现在开始！”
一百多位代表和几十位工作人员，前后开了二十四天的会议，真是紧张忙碌到了极点。现在，突然听到余兴节目将要开始演出，大家几乎是下意识地热烈鼓掌。但是，当他们的掌声一落，方才想起周恩来宣布的是余兴节目演出。换言之，演出余兴节目的演员，就只能是他们这些严肃的革命家和战斗者了。所以，他们猝起的热情很快降温，刚刚还响着雷鸣般掌声的大厅又出现了沉默。怎么办？周恩来只好向邓颖超求援：
“小超，你带个头，出个节目吧！”
邓颖超立即站起，接着又拉起身旁的庄东晓，朗声说道：
“我和庄东晓同志合作，给同志们唱一段京剧《大登殿》，我唱薛平贵，她唱王宝钏。”
就这样，邓颖超与庄东晓合作唱完《大登殿》之后，在与会者的热烈欢迎下，她们二人又合作唱了一段《武家坡》。她们二人的余兴演出不仅博得了同志们的欢迎，而且还成为六大的一段趣话被广为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