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就热爱文学艺术，曾亲自组织、参加文明戏的演出，且扮女角大获成功。
周恩来喜爱文艺创作，尤喜爱新诗的写作，而今保存下来结集出版的《周恩来青年时代诗选》，就是他青年时代在诗歌园地中耕耘的记录。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自香港回到上海以后，对文化工作“也十分关心。当时，创造社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但主要人物郭沫若将去日本，成仿吾将去德国。周恩来就派阳翰笙、李一氓到创造社去充实并发展这个阵地”。他们去后，在不长的时间里，就办了两个刊物：《流沙》和《日出》。“前者表示南昌起义军在流沙的失败，后者表示太阳又出来了。”
眼下，周恩来所关心的“创造社”与“太阳社”发生了激烈的论战，且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他自参加党的六大之后，有近半年的时间不在国内，然而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大地，就一定会过问这场非同一般的文坛论战的。但是，遗憾的是所有现代文学史，几乎都未提到周恩来对制止这场论战、促成“左联”的成立所起的作用。仅从他关心“创造社”一事来看，似不符合周恩来的性格与地位。
这里，还是让我们回述一下诱发这场文坛论战的起因和经过吧！
大革命失败之后，流血与不流血的阶级斗争，强烈地震撼着每一位有良知的文艺战士的心，使得每一位文艺战士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文学艺术向何处去？恰在这时，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黎、彭康、朱镜我、钱杏邨、洪灵菲、李一氓、阳翰笙、潘汉年都相继集中到上海。“他们对于文学工作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和斗争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也给了中国革命家以推动和鼓舞。于是，从一九二八年一月起，经过整顿的创造社和由蒋光赤、钱杏邨等组织的太阳社，在《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上，正式开始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倡导”。对此，历史已经作了如下结论：
“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一个力图摆脱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活动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的文学运动，也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原理的思想运动。”
但是，由于上述这些“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者们，大多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们一时还不能较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上有片面性、绝对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谓‘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仅在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发生错误，而且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上也夹杂了不正确的观点”。再由于他们当时受着党内因大革命失败而抬头的“左”倾思想的影响，他们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认识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头错误地对准了鲁迅先生。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甚至又把矛头指向了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人。
鲁迅先生等人也绝不示弱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于是边沉着应战，边研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越战越酣，双方谁也不愿意放下手中的笔，在自己的家门上高悬起免战牌。
在此论战中，对于鲁迅先生求教于马克思主义多有回忆。其中，楚图南先生在亲笔撰写的《回忆鲁迅》一文中，较为详细地写出了鲁迅先生向当年北大的学生任国桢求教的事。现摘抄如下：
那时有些同志对鲁迅不够理解，对他有过一些不恰当的责怪。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使用一些革命词句吓唬鲁迅，这使鲁迅很不服气，也加剧了他的苦恼。一九二八年春天，鲁迅曾给任国桢写过一封信，信是寄到我处托我转交的。经我转的信中，这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是用整张毛边纸写的。内容大致分三段：
第一段，鲁迅说，现在在上海有些人对他进行围攻，满纸用一些不易懂的新革命名词吓唬人，他颇不以为然，也不服气。
第二段，鲁迅说到，由于他们的围攻，他想找一些马列主义关于文艺的论述看看，从理论加深认识，也好应付对他进行围攻的人，比较有把握的进行战斗。
第三段，鲁迅提到任国桢是学俄文的，翻译过《苏俄的文艺论战》一书，也知道任国桢现在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因此希望任国桢介绍一些书给他看看，或者介绍一些书目，他可以设法找到。
据楚图南先生回忆，他和任国桢找中东路局在哈尔滨附设的图书馆馆长季托夫商量，拟了一个书目，中文、英文、俄文的都有，然后寄给了鲁迅先生。
另外，楚图南先生在这篇《回忆鲁迅》的文章中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周恩来是我党第一个过问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论战的。时间是在一九二八年秋天，周恩来在开完党的六大，并完成了预定的革命任务，从苏联回到哈尔滨的时候。同行的还有住在楚图南先生家的王德三等人。请看回忆：
据王德三告诉我，他们从绥芬河秘密过境的经历异常艰苦，昼伏夜行，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湿透了，捆在贴身腰带上的文件也都湿透了。他们在哈尔滨停留期间，除了整理衣服，烘烤清理文件外，晚上还要到指定地点秘密碰头，商量工作。当时在哈尔滨和王德三碰头的有周恩来、罗章龙等。王德三要我向他介绍和汇报国内的情况，尤其是上海文化界的情形。我即将我所知道的情况作了汇报，并着重讲了鲁迅和任国桢通信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据王德三告诉我，他曾经在和周恩来等同志碰头时提到过这些问题。周恩来同志的看法是，如果事情真是像鲁迅来信里所讲的那样的话，围攻和责怪鲁迅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争取鲁迅。又说，鲁迅在国内文化界及青年学生中有相当的影响。他对现实不满，又一时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要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并说，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诚如楚图南先生回忆的那样：“至于周恩来同志和六大代表们到上海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是可以看到鲁迅此后的一些变化：在文艺方面译了相当数量的马列主义文艺论述，撰写了许多斗争性很强的杂文、政论文章及诗歌，参加了自由大同盟等组织。一些共产党人还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在不同的场合和他联系，与他交朋友。从这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周恩来同志正确意见的指引，党内外许多同志……的细致工作和耐心帮助，促使鲁迅逐渐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战士的转变。”遗憾的是，许多当事人都因过早谢世而未留下可资证史的回忆文字。
但是，从周恩来在党中央所处的地位和一贯的工作精神，以及他对文艺的情有独钟等，都可以推断出他回到上海以后，无论处理顺直省委和江苏省委等问题是何等的棘手，他都会兑现“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的许诺的。另外，从各种回忆史料可知，在杨匏安向周恩来反映这场文坛论争的前后，党中央已经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请看夏衍同志的回忆：
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冬，上海进步文艺界之间发生过一场剧烈的论战。不少现代文学史研究家都简单地把这场论战说成是创造社、太阳社同鲁迅先生及文学研究会之间的争论，其实，这之间也还有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论争，以及创造社的内部分裂。当时，我们党还在幼年时期，这场文艺论争开始的时候，正是工农红军在闽赣粤一带战事紧张的时候，也正是中央同“陈托取消派”斗争最剧烈的时刻，因此，文艺问题还提不上党的主要议事日程。所以在我记忆中，这场论争开始的时候，党没有进行干预和加强领导。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在上海闸北区的一次支部会上，洪灵菲才告诉我们，说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
关于党中央是如何决定干预文艺的，迄今未见到原始的史料。只有从散见于有关人士的回忆录中推断出这样的结论：直到一九二九年夏秋之交，党才对这场论争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和研究，并且得出了论争双方都是要坚持革命的，在方向上并没有原则分歧的正确结论。于是决定运用党的力量进行干预，要求从党员作家做起，停止论争，并进一步争取把所有左翼文艺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根据上述推断的结论，我们还可以推断出这样的结论：周恩来在中央作出“要党员作家和党外革命作家停止论争，共同对敌”的决定时，起了决定的作用。根据如下：
一、诚如前文所述，“在这以后的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中央在文化战线上作出这样带有战略性的决定，他一定是尽了“主要负责人”的职责的。
二、诚如楚图南先生所述，周恩来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的时候，就曾在哈尔滨过问这场论争，并明确表示：“回到上海后，对鲁迅的工作是会有考虑和安排的。”
三、周恩来是一位组织纪律性极强的党员，他做事绝不超越自己的权限，更不会越俎代庖。一旦党中央作出有关文化战线的决定，一定会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的李立三同志负责实施。这就是在不少回忆录中都提到李立三而未说及周恩来关注这一文坛论战的缘由。但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李立三是很少过问文艺的；恰恰相反，周恩来无论是在延安还是在山城重庆，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在成立后，他不仅亲自过问创作和演出，而且文艺界人士都把他当作知心的领导和朋友。
结论：周恩来是结束二十年代末上海这场文坛论战的主要决策人。换言之，他也是即将诞生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真正的催生人。为此，笔者希望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专家秉笔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不要忘了大书一笔周恩来同志！
自然，贯彻党中央关于文化战线这一重要决定的执行者，主要是时任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多年之后，由于“潘案”所累，他自己没有留下文字记述。自然，由于年代久远，当事人相继谢世，谁也没有说到潘在贯彻这一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但是，一向痛恨“自吹”的潘汉年，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回忆起当年自己曾参与对鲁迅先生错误围攻的时候，却十分沉重地说了这段话：
可惜一直到左联成立之前，没有被“左翼”文坛所认识。说明那时“左翼”文坛不仅马列主义理论基础薄弱得可怜，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长一个时间把鲁迅当作斗争的对象，当时身临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认真学习与研究鲁迅的思想，进行检讨，提高认识，是有重大意义的。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让笔者权且放下中国上海文坛的这场论争，先扼要回述中国政坛所演出的蒋桂之战，及由蒋桂之战而引起的全国政局变化。
蒋介石下达西征讨伐桂系令之后，遂于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改订战斗序列：以冯玉祥部主将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进攻武汉；将刘峙、朱绍良两部合编为第二路军，沿长江左岸西攻武汉；陈兵九江各部改为第一路军，西攻武汉至长沙段的铁路，目的在切断桂系自武汉的退路。三月二十九日，国民党三全大会一结束，蒋介石乘“楚有”兵舰从南京出发，三十日到九江，当晚对武汉下达总攻击令。
蒋介石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又悄悄在桂系内部收买叛将。他积近二十年兵戎相见的混战经验，深知任何地方派系之中都是派中有派，不可能没有矛盾。因此，他经常采用以派制派的办法从内部分化瓦解。再者，他利用手握中央大权的条件，许诺投靠者以高官厚禄，往往更容易找到叛逆者。用这种办法瓦解对手，能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见效甚快。蒋介石和谋士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驻武汉的桂鄂两部不和，由于李宗仁在湖北执行的“鄂人治鄂”方针，不仅导致鄂籍将领胡宗铎、陶钧两军腐败，而且还引起桂系主力第七军将领李明瑞、俞作柏不满，因此蒋氏终于选中了李明瑞和俞作柏。对此，当事人程思远先生回忆道：
蒋介石早知第七军将领与胡、陶不和，曾派他的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对周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我要同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周回到南京复命，当时参与此项密谋的杨永泰卒通过梁五凤找到俞作柏……至是到南京见蒋，得到了一笔巨款，就潜往武汉，在武汉第一纱厂董事长李荐庭家中与李明瑞密晤，事乃决定。后来李又邀杨腾辉共同行动。……
李明瑞奉命代理第三路司令后，即密约已经联络好的团长以上人员到汉口“太平洋饭店”会晤，相约一到前线，即采取行动，反对胡、陶……四月二日，海军上溯到刘家庙，随同海军前进的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了联系。李明瑞指挥他的本旅三团，李朝芳旅的梁重熙田、尹承纲旅的庞汉桢团以及杨腾辉旅三团在黄陂秘密集结，立即以急行军速度向西北行动，走了一个整夜，次日凌晨即到达平汉线上的花园、孝感一带。起初只张贴一些反对胡、陶的标语，及移到安陆，就公然张贴布告，反对李（宗仁）、白（崇禧），拥护中央了。
由于蒋介石的收买政策奏效，蒋桂之战的形势急转直下。四月三日上午，胡（宗铎）、陶（钧）、夏威所部在出发去黄陂途中闻变，惊慌失措，立即下令全部退向荆州、沙市、宜昌，从三日晚起开始退却，到四日晚后卫部队也撤离武汉。叶琪部由武昌南撤，集结武长路，叶知事无可为，遂于五日离去。这样一来，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唾手而得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