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蒋介石在沪遇刺未遂事件，吓得敌人暂时把注意力移到谁是刺客上来，因此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押的三天中（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未经一审，只是手铐脚镣，铁链了当，被严酷地看管在司令部看守所中”。
然而，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司令部看守所中，又是如何度过这宝贵的三天时间的呢？周恩来根据狱中传出的消息，作了如下的记述：
在这三天中，五同志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宣传。当彭、杨诸同志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的。当他们说至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入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下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有些被难的同志则说道：到底是我们的中央领袖，能做我们的表率！有些久闻彭湃大名的人，闻得彭湃在此，均争相来看；还有几个识得彭湃的人，均以旧时相识为荣。
他们入警备司令部后，已知必死，故他们传出书信多是遗嘱之辞。他们嘱咐党中同志不要因他们被捕而伤痛，要继续努力谋得革命的发展。他们嘱咐党中重要负责同志要为党惜身。他们望党内对于反对派的斗争要多从教育上做功夫，以教育全党。他们相聚谈话时，亦曾谈及许多政治问题，可惜未曾传出他们所谈的内容。他们都是谈笑自如，杨殷同志曾笑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他们对于自己爱人的遗嘱，都是勉其为党努力。
随着时代的推移，革命烈士的业绩和遗物相继被发现。因此，有关彭湃、杨殷等五同志在狱中的事迹，较之周恩来当时记述的要丰富多了。对此，《彭湃传》中这样记述道：
到了龙华后，彭湃和杨殷联名秘密给党中央写报告，汇报狱中斗争的情况，并提出了营救同志的设想。彭湃和杨殷的意见是：“（一）尽量设法做到五人通免死刑；（二）上条不能做到，则只好牺牲没有办法之安（即孟安，彭湃化名）、揆（即孟揆，杨殷化名）二人，而设法脱免余无口供之三人；（三）运动丘哥谋逃脱；（四）调查现在炮兵营之张庸言（沈文峰知道），看有无变动及希望，因白（鑫）亦知此人；（五）指导慕兰从中活动；（六）调查及注意王千臣方面之关系及实情。”这份在敌人牢房中写的报告，说明彭湃对凶残的国民党反动派不存在任何的幻想，并做好了为革命英勇献身的准备。在身陷囹圄的时候，彭湃惦记的是党的事业、别的同志的安全！但他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下毒手，而是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他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宣传，使“敌人士兵无不为之叹气捶胸，囚人亦为之感泣不已”。
与此同时，蒋介石逐渐从被刺杀的惊慌中平静下来。他闭门谢客，独自一人暗自思忖谁是刺客？蒋氏是政治家，他很自然地想到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以及蒋桂、蒋冯之战。以此为出发点，在他看来，此次刺蒋事件最大可能是倾向桂系、且又威震上海滩的杀人魔王王亚樵。蒋介石知道，王极端痛恨自己叛变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公然宣称“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但是，在蒋介石看来王亚樵只是一介武夫，且又有着中国传统的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作风，如果此次暗杀是王所为，王会通过各种渠道告之于蒋的。时间已过二日，尚无人宣称对这次刺杀负责，故蒋氏又自我否定地摇了摇头。是冯玉祥、阎锡山等政敌派人来沪暗杀吗？有可能，但又找不出一点蛛丝马迹。有意思的是，蒋介石生性多疑，但对这次谋杀，他却认为极小可能是共产党人所为。这是因为他自信地认为，共产党不可能知道他秘密来沪。
蒋介石既然想不出谁是真正的刺客，且上海的熊式辉等人也一时找不出真正的刺客，他就只好权且作罢，故作镇静地处理彭湃、杨殷等共产党要案。为此，他请陈立夫传出话来：要在会客室召见熊式辉以及上海方面有关的人士。
熊式辉以及徐恩曾、张冲、杨登瀛等人奉召而至，一个个就像是死了亲人似的哭丧着脸，躬身站在客室之中，与其说是等候蒋介石的传见，还不如说是准备挨蒋介石的臭骂！所以，客厅中就像是一座尚未开始吊孝的灵堂，弥漫着悲苦的气氛。
少顷，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一点喜庆味都没有地自内室走出。熊式辉、徐恩曾、张冲等人急忙一边小声称“蒋主席”，一边忙乱地向后倒着身子，生怕挡着蒋介石的路。每逢这时，蒋介石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为他准备的沙发面前，很有身份地落座之后，再放眼巡视每一个人的表情。今天，他发现参加召见的人的表情，就像是耗子见了猫似的，一个个吓得连头也不敢抬。他沉吟片时，就像是点名似的叫道：
“天翼！”
“卑职在！”熊式辉边答说边请罪似的低下了头。
“今天，你这位警备司令的情绪不大对头啊！”蒋介石说道。“这是因为我失职，对不起主席的栽培。”熊式辉答说。
“算啦，算啦！”蒋介石突然口气缓和了许多，“说老实话，你今天是为何而来的啊？”
“是前来向主席谢罪，并恳请主席免去我的本兼各职，以谢党国！”
“办错了一件事就免职，这是我定的规矩吗？”
“不，不是。”
“我的规矩是，你现在不仅不要谢罪辞职，而且还要挺直腰板，把上海的事管好！”
“是，是！”
“天翼啊，”蒋介石故作关切地问道，“你打算如何处置彭湃等五人的案事啊？”
熊式辉从蒋介石的口气变化中知道，他已经演完了“打”的戏，接下来就该上演“揉”的节目了。虽说早在逮捕彭湃、杨殷等五人之后，他就立即电告时在南京的蒋介石，而且也已经收到蒋氏的答复：“着即枪毙。”可是他清楚由于刺蒋一事所引起的连锁反应，以及蒋氏情绪的变化，他作为一个失职者，依然不敢像往常那样在蒋介石面前应对。他灵机一动，巧妙地说道：
“卑职一切唯主席旨意是从！”
蒋介石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侧身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陈立夫，小声命令道：
“立夫，给天翼说说处理此案的原则。”
“是！”陈立夫应声站起，就像是当年给皇帝宣读圣旨的大太监，有板有眼地说道，“主席的意见是两条：一、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四人不可救药，着即枪毙；二、张际春是主席在黄埔时期的学生，念其年轻，误入歧途，应给予悔过自新的机会。”
“是！”
“这件案子就这样了结了。下边我再给你谈谈治安问题。”蒋介石说罢呷了一口白水，“上海的治安，一定要本着先治后安的原则，不仅要限期破案，更为重要的是，要把藏匿于租界中的共党祸首铲除干净！”
“是！”
蒋介石下达了“着即枪毙”的命令以后，熊式辉等立即执行。由于彭湃、杨殷等四人非同一般案犯，所以他们又不得不履行所谓的法律程序。对此，周恩来作了如下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