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任弼时同志于十一月十七日被捕了，这对党中央，尤其是对负责中央特委工作的周恩来而言，震动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彭湃、杨殷等四位烈士才殉难一个多月啊！因此，周恩来听后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等他的情绪稍许镇定以后，又低沉地问陈赓同志：
“知道弼时同志被捕的原因吗？”
“还不太清楚。”
接着，陈赓讲述了任弼时被捕的经过：十七号那天上午，弼时同志冒着寒意袭人的初冬阴雨，去公共租界华德路竟业里参加江苏省团省委扩大会议。据内线传出来的消息说，当时弼时同志没有发现异常迹象。但是，他看准门牌号码推开大门，突然从门后走出几个暗探，不容分说将他逮捕，推上警车，押到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候审。
周恩来清楚江苏省团省委的地址位于华德路竟业里，靠近杨树浦的工厂区，在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中。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命中央特委把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偕四岁遗孤郭志成调来上海，以保姆的身份看守团省委机关。时下弼时同志被捕了。他很自然地又想到李灿英母子的安全：
“李灿英和孩子还留在团省委机关吗？”
“他们母子先于弼时同志被捕。是与赶来开会的周朴农同志一起被捕的，也押在汇山路巡捕房拘留室里。”
周恩来听后沉吟片时，以命令的口吻说道：
“必须尽快查清他们被捕的原因，然后我们再设法营救他们出狱！”
陈赓等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很快就查清了任弼时被捕的原因。不久以前，敌人逮捕了上海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华侨青年张永和，从他的西服口袋里抄到了一个竟业里的地址，敌人就凭着这个线索前来竟业里搜捕，一举逮捕了任弼时、周朴农、李灿英母子。另外，还从内线获知，敌人从任弼时的身上，除搜到一张电车“派司”以外，没有搜到任何党的机密文件和材料。在狱中的任弼时化名彭德生，身份是从江西来上海投亲谋职的失业青年，因为记错了门牌号码，被误抓进巡捕房的。与任弼时先后被捕的周朴农原是上海内山书店的职员，他一口咬定自己的这一身份。后敌人找内山书店对质，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出面作证，搞得敌人十分狼狈。敌人为了从任弼时、周朴农身上获取有用的情报，对他们二人用重刑。事后，周朴农回忆道：
敌人不相信我们的口供，对我们两次用刑。特别是第二次，施用了惨无人道的电刑。弼时同志在第一次受刑回到拘留室时对我说：“朴农同志，我们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要经得住考验，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弼时同志的谆谆教诲，给了我巨大的精神力量。
周恩来听后稍稍松了一口气，因为任弼时同志的被捕不是叛徒所为，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另外，任弼时同志的真实身份没有暴露，敌人只能以所谓赤色嫌疑定罪。像这种情况，只要通过上层关系和能“通神”的金钱，是不难营救出狱的。为此，他暗自凝思一会儿，低声地问道：
“你们知道敌人下一步棋的走法吗？”
“知道。据杨登瀛先生说，敌人近期准备开庭公开审讯。”陈赓说罢又补充道，“杨先生还向我们建议，开庭那天，我们最好能延请上海最有名的律师出庭辩护，案件就比较好解决。”
“你们在延请律师方面有什么想法吗？”
“我曾和老顾等人商议过，目前，上海最有名的律师是章士钊和潘震亚，和我们有关系的章大律师不在上海，而潘大律师和我们这些人又没有关系，不知你有没有门路请到他？”
周恩来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是，当他一看陈赓那为难的样子，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当即命令道：
“陈赓同志，请通知小开，让他陪我去拜访一位名人。”
小开，即潘汉年。周恩来请他安排拜会的名人是杨度先生。就常理而言，安排与杨度相见，是陈赓的任务。但是，周恩来为什么要潘汉年安排呢？他是想借此机会，过问文坛那场争论的情况。
党中央作出“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文坛争论的决定以后，潘汉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由于潘汉年最讨厌自吹的品格，再加上世人皆知的“潘案”等因，致使潘汉年所起的历史作用被湮没在历史海洋中了。但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以党的力量进行干预”的具体内容，以及潘汉年所做出的特殊贡献。为惜墨存史，现把当事人吴黎平、阳翰笙、冯雪峰三人的回忆摘抄如下：
时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吴黎平同志在《长念文苑战旗红》一文中说：
“大概是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李立三同志到芝罘路秘密机关来找我，把中央的这些意思告诉我：
“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
“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
“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
“李立三同志要我和鲁迅先生联系，征求他的意见。”
阳翰笙同志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经过》一文中作了如下的回忆：
一九二九年秋天，大概是九月里，李富春同志给我谈了一次话，地点是在霞飞路一家咖啡馆。李富春同志先问我：你们和鲁迅的论争，党很注意，现在情况怎样了？
我简要地叙述了一下情况。我说鲁迅近来翻译和介绍了不少苏联的文艺理论，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这是很好的；现在的论争已经缓和下来，不像去年那么激烈了；有些同志自己也感到与鲁迅争论是没有意义的。
李富春同志说：“你们的论争是不对的，不好的。你们中有些人对鲁迅的估计，对他的活动的积极意义估计不足。鲁迅是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过来的一位老战士、先进的思想家，站在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你们创造社、太阳社的同志花那么大的精力来批评鲁迅，是不正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约你来谈话，是要你们立即停止这场论争，如果再继续下去，很不好。一定立即停止论争，与鲁迅团结起来。第三点，请你们想一想，像鲁迅这样一位老战士、一位先进的思想家，要是站在党的立场方面来，站在左翼文化战线上来，该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和作用。你们要赶紧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你们也会解决的，然后向我来汇报。”
冯雪峰同志生前身处逆境，且“潘案”尚未解决，他在回忆潘汉年的谈话中还是如实地讲了这段历史：
据我所知，一九二九年下半年，潘汉年是做党中央宣传部干事，到一九三○年春天他还兼任文委书记。记得是在一九二九年大概十月、十一月间，潘汉年来找我，要我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的问题。他同我谈的话，有两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一、他说党中央希望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人们联合起来，以这三方面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二、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看鲁迅有什么意见。“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取决于鲁迅，鲁迅如不同意用这两个字，那就不用。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是十分关心文坛这场论争的。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越发地感到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另外，随着蒋介石极力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地位，他也看到了蒋氏在对地方实力派进行讨伐的同时，调动军队对红军和苏区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动用一切舆论手段对上海乃至全国大中城市展开了文化“围剿”。若想把中国革命推向**，打破蒋氏的这两个“围剿”就必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团结鲁迅，并以鲁迅为旗帜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就是为了建立党在文化战线上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自然，也是为了打破蒋介石的文化“围剿”。因此，作为党中央实际负责人的周恩来，分外关心这一带有战略性的决策。
周恩来听了潘汉年的上述汇报之后是满意的。他再三指出：停止文坛这一论争，建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他与李立三多次商量并经中央讨论决定的，一定要贯彻执行。最后，他很动情地说：
“一句话，今后党在文化战线上的旗帜是鲁迅，遇事要多征询他的意见。我再重复一遍，关于名字是否叫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要听听鲁迅的意见。如果鲁迅先生不赞成‘左翼’二字，我看可以去掉。”
“我一定向鲁迅先生转达您的意见。”潘汉年说。
“不要说是我的意见，因为这是党中央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