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六届三中全会的主导思想，是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因此，大会开幕第一天的主要议程，也就是由周恩来作传达国际决议案的报告。他依据该决议案的精神，全面地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严肃地批评了李立三对形势所作出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而对中国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失误。他在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和表现之后，明确指出：“今天尚没有全中国客观革命形势，也就是在今天尚不是全国的直接武装暴动的形势。”由于他在离开莫斯科接受任务的时候，共产国际明确指示，同中共中央在路线问题上没有分歧。所以他在报告中主张：“中国党的目前任务是在争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中共中央“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他虽然认为李立三个人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可也只认识到这样的水平：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其中包括：在形势的估量上将某种可能代替了目前的实际；忽视巩固发展苏维埃区域、组织革命战争；在城市中，把组织政治罢工的中心策略运用得太机械了；成立“行委”，停止党、团、工会独立活动和经常工作等。
与会者的发言，其中包括李立三的检查，基本上统一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以及周恩来的上述论证上。简言之，与会的同志都没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问题进行剖析和批判。
周恩来对六届三中全会的贡献，除去终止李立三的错误继续发展外，他还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是在苏维埃区域。不仅党是（有）政权的党，而且有红军、赤卫队。而且是要发展及于全国，所以更要加强组织上的领导。”并提议设立苏区中央局，指导全国红军的发展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与瞿秋白一道提名毛泽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并获得通过。
周恩来为了提醒全党重视苏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指出：“关于全国工作布置……有一原则：首先是加强苏区工作，苏区中央局的建立，苏区下级的健全、强健红军之领导，是首先在组织上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主动表示：自己愿意去苏区中央局工作。以此为标志，说明周恩来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在于发展苏区。
周恩来是为了解剖自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过程呢，还是为了通过阐述中国革命的希望在苏区这一新论点，让更多坚持中国革命走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道路的同志觉醒？总之，他在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一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的报告。他在这一报告中回顾了自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来红军成长的历史，郑重地说道：“今天来讨论红军，根本任务就是要解决如何使红军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主要力量的问题。”他在论述了红军官兵之间应建立新型关系之后，又明确指出：目前游击队和游击战术绝对不能取消，但要有现代化战术的充分准备，并建立集中指挥，建立总司令部。中央军事委员会应设在全国苏维埃临时政府所在地。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还领导讨论了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确定了会后改编全国红军的计划。
接着，由周恩来提议，经中央政治局批准成立了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余飞、袁炳辉、朱德和当地一人组成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各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工作。由于周恩来一时难以离开中央，故派项英先去。后又经中央政治局开会审定由项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朱德、吴振鹏、余飞，再加当地二人为苏区中央局成员，以周恩来为书记，由项英暂时代理。
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的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也存在着不足或错误，那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把李立三同志的错误视为“个别策略上的错误”，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
在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当时坚持正确主张的是何孟雄同志。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他早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积极参加了五四运动。不久，他又和邓中夏等同志发起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他在恩师李大钊的领导下，出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积极领导北方职工运动，取得了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的胜利。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开展北方革命斗争。不久，南下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大革命失败之后，随中央迁往上海，先后出任江苏省委委员、沪东区委书记、沪中区委书记等职。何孟雄是我党早期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同志。十多年来的革命实践证明，他不仅善于把理论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而且还具有较强的分辨大是大非的能力。他在实际工作中看到了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深深地感到“中央路线行不通”，遂挺身而出，一次又一次公开地反对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年九月八日，周恩来与瞿秋白回到上海并着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时，他又坦诚地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向党全面地陈述了自己对中国革命问题的意见，历数了和立三为代表的中央在十二个方面的分歧，系统地批判了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应当说及的是，何孟雄反对立三“左”倾错误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很多同志的支持，其代表人物是林育南、李求实等同志。同时，也受到了江苏省委、全总、上海工联、苏淮会、沪东区委、沪中区委中许多干部与党员的拥护和支持。他被同志们赞誉为“反立三路线最早和最坚决的代表”。
但是，何孟雄等同志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愿望和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的行为在六届三中全会受到无情的打击。请看如下事实：
向忠发在三中全会上说：“中央更指出，在国际指示中央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右倾机会主义者如何孟雄竟利用中央某些错误，加以造谣污蔑，来实行反中央的活动。且在江苏区委联席会议上，更发挥他的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公开地向党进攻。中央指出何孟雄同志这一活动不是偶然的，他在客观上起了取消派党内暗探的作用，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必须全党与之作无情的斗争，同时也要克服党内对何孟雄右倾路线发生动摇的调和倾向。”
李立三在三中全会上说：“党的路线是正确的，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倾向，应深刻自我批评来肃清这危险。另一方面，取消派暗探利用时机来反党。江苏何孟雄认为中央反国际，造谣言，来发展他自己的路线。他不是改正党的错误，而是乘机来攻击党的路线，同时又有调和派活动，所以斗争是更复杂的。”
周恩来一向是很尊重何孟雄同志的。诚如前文所述，王明回国之后，他曾派王明到何孟雄主持的部门学习与锻炼。但是，由于他对立三所犯错误的认识仅仅限于共产国际的指示，再加之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观念，故在《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也讲了如下这段话：
“这些右派，他们的估量是和国际不同的，他们否认中国全国有政治经济危机，借口发展不平衡而怀疑革命发展的前途。所以只认为某省有革命形势，而不能有全国工作的配合，这是取消了中国革命。江苏何孟雄同志，就是在这一路线的基础上向中央进攻。这一个取消主义是和国际无丝毫共同点，决不容许在这样路线上来进攻中央与国际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曾作了这样评价：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缺点，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选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但是，历史是复杂的。就在李立三狂热地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还有与何孟雄等人一道反对立三错误的小圈子，其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由于六届三中全会所存在的问题，给了王明借机发难并把斗争矛头对准周恩来、瞿秋白的机会，继之又在六届四中全会爬上了权力的中心。故有必要把王明在这段历史中的活动作一简介。
诚如前文所述，王明在被捕期间由于泄露党的机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接着，他就被调到中央机关，到全总工作。对此，王明耿耿于怀，非常不满。有一次，他主动找全总的负责人罗章龙长谈，倾吐自己所谓的怀才不遇的情绪。多年之后，罗章龙回忆了他们这次谈话：
王明到全总宣传部后，一直不好好工作，认为他是被大材小用了。在一个偶然的场合，王明对我说：“想与你谈谈。”我们如约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王明说：“我们的斗争在东方大学取得了彻底的胜利。东方部派我们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的。”他对我反复强调：“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你要认识这一点。”他还对我说：“中国的党自建立以来一贯幼稚，不懂马列。苏区的人更不懂，他们什么也不晓得，一贯右倾，搞富农路线。……我们要把党从上到下加以改造。”我问王明：“你究竟要我做什么？”他回答说：“要你支持我。如果你支持我，什么都好办；否则，我们是会有办法来对付你的。”我在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筹备工作时，王明当翻译，那时他的野心已从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来了，曾引起我极大的反感。这时我听了王明上述的一番话更加反感和生气，心想：你王明究竟狂妄到何等程度！我当即严厉地批评了他。王明强辩说：“我说这些话是代表国际而不是个人。”并要我回去“向大家传达”。我义正词严地拒绝，并对王明声明：“我不赞成你的说法。”但是王明还是执意要我在全总会上提一下。我要王明打消这些念头，并再一次提醒他注意：“你的这些想法很危险。”……在这种情况下，王明很苦闷，认为在中国想达到他的目的希望渺茫，要得到各方面的支持也极困难，因之他一度非常消极，不干工作，而且也因大家不理他那一套使他无事可做。
王明是一个见风使舵的政客。他一看李立三在党内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遂决定采取借着吹捧李立三进而达到改变自己地位的策略，故亦步亦趋地跟在后边，公然撰文从理论上支持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是《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全文长达三万多字，从九个方面策应与支持李立三在《新的革命**前面的诸问题》所阐述的“左”倾理论。他认为国民党新军阀混战是国民党统治危机崩溃的表现，由此得出：中国新的革命**已经逼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目前已经摆在党的面前，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条件也已经成熟。接着，他又与李立三一样竭力鼓吹城市中心论，反对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他还公开指出，党内谁敢反对上述观点，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王明的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很快就得到时任中宣部长的李立三的青睐，把他从全总调到中宣部。
王明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在苏联读书有年，背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中所谓闪光的词句，并视为立身革命之宝；另外，由于他是靠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他的恩师米夫起家的，因此他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视为尚方宝剑。有谁敢于越其雷池一步，他就要挺身而出，从理论到行动上都要坚决与之抗衡到底！谁要在文章、言行中有违背这些所谓闪光的词句的，他就要著文加以批驳。正当王明竭尽全力支持李立三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时候，他突然从李立三的文章中发现有违背马列著作的观点。同时，他又通过内部关系获悉：中共中央与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发生分歧。接着，他又得知远东局驻上海代表奉共产国际之命，要求中共中央停发六月十一日通过的《新的革命**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为此，他欣喜若狂，认为上台掌权的时机到了，遂召集才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开会，商谈如何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对李立三发动一次批判。在他们相互交换了意见之后，王明作总结时说了这段话：
“今天的交谈很好，对李立三他们那一套，凡是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漠然置之，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过几天，中央机关要召开一个政治讨论会，大家都可以也应该去谈谈意见，为了维护马列主义和国际路线，这是非常必要的。”
中央开会那天，他们四人按照事先的准备，在何孟雄作了批判立三路线的发言之后，先由博古、王稼祥、何子述发表反对意见，最后，王明作了慷慨激昂的长篇发言，对六月十一日的决议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为了显示他们所谓的马列主义的精湛水平，他们当场掏出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的有关决议，摆在桌子上，引经据典，滔滔不绝，与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展开了一场学院式的大辩论。
李立三等绝不是王明等人的对手，但是他们手中有权，在理论上争辩不过的时候，便大摆“家长作风”，当场给王明等人扣上了“右派”、“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小组织者”等帽子。向忠发气得拍案而起，当众宣布：立即撤销王明中央宣传部秘书的职务。随着这一争论的发展，李立三动用手中的职权，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然后，又将王明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博古暂留全总机关，何子述调天津工作，王稼祥调香港工作。
据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的李初黎同志的回忆：“大约七月间，在总行委碰头。李立三对我说：‘现在派一个理论家到你那工作好不好？是全党有名的理论家。’我问：‘是谁呀？’李立三答道：‘是陈绍禹，他们反中央，到了你那里要好好地帮助他，注意他。’李立三为了这件事还专门到我家去了一趟。”不久，“身穿长袍马褂，戴着瓜皮帽，上有个红顶子”的王明，来到江苏省委宣传部找李初黎报到。李初黎安排他住机关。由于他是单身一人，遂将著名教育家易培基的侄女易坚调来，与王明假扮夫妻住机关。据入团不久的易坚回忆，她本不愿意与王明假扮夫妻，出于组织决定，大约合住了两三个月。最为有意思的是，李初黎受命帮助王明，出乎李立三所料的是，李初黎受王明的影响，反而成了王明“反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此乃后话。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王明等人相信周恩来、瞿秋白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召开的这次会议，遂表示坚决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因此，原来曾坚决反对“立三路线”的人，除何孟雄等人以外，都不同程度地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一度很紧张的党内斗争也日趋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