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黄第洪，江苏扬州人氏。早在一九二四年春天，他只身到大上海闯**天下，落得个一文不名，流落街头。恰在这时，黄埔军校派陈果夫等人到上海秘密招生，黄第洪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报考应试，竟然被录取了。接着，他南下广州，入黄埔一期学习。不久，他与同期的陈赓等同学相识，接着又拜见时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那时的黄第洪要求进步，赞成共产党人的政治主张，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加入了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之后，黄第洪被党组织派往苏联学习。周恩来离国赴莫斯科不久，黄第洪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届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时，蒋冯阎中原大战，党组织派他到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利用新军阀混战的机会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由于他惧怕战争，不愿过艰苦的生活，又悄悄地回到上海，并与他姨母家的表妹曹玉香发生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于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中，过上了浪**公子的生活。不久被姨母等发觉，逐出家门。恰在这时，蒋介石就要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已经变质的黄第洪为生活所迫，决定改换门庭，投靠校长蒋介石。他前思后想，竟然想把刚刚回到上海的恩师周恩来当作晋见礼，成为他向上爬的阶梯。接着，他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亲笔信，说有重要机密向“蒋校长”报告。
蒋介石知道黄第洪是自己的弟子，由于黄当年是共产党，对他没有多少好的印象。此时，他收到黄第洪“来归”的信件，打心里还是欢迎的。但是，对他所说能帮着逮捕周恩来一事却是将信将疑。按照他的规矩，先不见黄第洪，经与陈立夫等密商，把黄的来信批给杨登瀛办理。蒋介石的意思是清楚的：来归嘛，我蒋某人是欢迎的；我见不见你，则要看你所说的见面礼是真还是假。
这是黄第洪叛共投蒋的一种主要的说法。
另外，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黄系黄埔第一期学生，是周恩来的好友，一直在他所领导的军事部担任重要工作，因受不住党内斗争的打击，企图回到他的蒋校长那里去工作……事后，周恩来向我叹惜地述及黄警魂（即黄第洪）这个叛徒。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竟由悲观失望走上了叛徒的道路，这是很痛心的事。”
但是，张国焘并不了解真情。历史的真实是：王明上台前后为窃取军权，把曾在黄埔军校读过书，后留苏与他同学的黄第洪派入军委。周恩来和聂荣臻不好拒绝。恰在这时，特科的同志转来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信。
在白色恐怖下进行战斗的周恩来，一向是有着很高的警觉性的。同时，他对于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又是极其负责任的。当他听说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有关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但是，对于黄第洪是否真的叛变，则取慎之又慎的态度。他经深思熟虑之后，认为只有见到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那封亲笔信，才可最后断定黄第洪的性质。为此，他与中央特委会开会研究，在进一步调查的基础上又做了周密的布置。
黄第洪秘密给蒋介石写信，称呼“蒋校长”，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并密告周恩来同志准备同他见面的地址。信中署名“第洪”，还附有通讯地址。……徐恩曾又交给杨登瀛去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地点、办法和暗号。杨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了刘鼎同志，刘一面要杨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了党中央。当时中央特委向忠发还不相信黄第洪会叛变。周恩来同志说要把黄隔离，并指示中央特科继续进行调查。杨登瀛两次约黄第洪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虽然黄十分狡猾，但是党经过周密调查，证明他确已写信向蒋介石自首（通过杨登瀛搞到了黄第洪的亲笔信），企图进行大破坏。
对此，张国焘的回忆又从反面做了有力的佐证：
周恩来见我难过，又向我补充说，黄警魂（即黄第洪）有一亲笔信，向蒋校长表示要弃暗投明，立功赎罪，并曾当面承认信是他写的，经过再三劝说。仍倔强的坚持原意。至此周恩来认为证据确凿，时机紧迫，乃断然处置。
由此可见共产党对人对事真是做到仁至义尽了。诚如张国焘所回忆的那样，即使周恩来已经调阅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还要拿着这封信给黄第洪看，希望他能回头是岸。这在古今中外的情报史上，有哪一个政党能有这样的胸怀呢！
说到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历史久远，又把他发案以及中央采取处置办法的时间搞错了。经查，多数文字材料都是根据一份回忆史料：“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一九三○年四月，从苏联回国。”由此演绎出黄第洪于一九三○年四月之后叛变投蒋，向蒋介石出卖周恩来同志。有些书籍还煞有介事地写道：“七月二十六日，就在周恩来约定同黄第洪谈话的当天，一大早，黄第洪接到杨登瀛的手令：十一点，城隍庙西街口。务将家伯亲笔信拿来。”接着，黄第洪就被处决了。
只要写书人查一查周恩来年谱，就绝不会写出上边的文字来。诚如拙作所记，周恩来于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离开上海，绕道欧洲去莫斯科，直到是年八月十九日或二十日才回到上海。显然，上述事实的时间是杜撰的。
另外，张国焘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回国的，他亲自听周恩来讲述黄第洪叛变是近期的事。由此也佐证黄第洪叛变发生在周恩来自苏联回国之后。
为什么会在一些史料和著述中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曾问及有关专家，一可能是当事人因年代久远记忆错了，再是记述史料的人可能把黄第洪叛共投蒋的十月听成四月了。
黄第洪叛共投蒋案由于处理及时、得当，所以没有给党造成什么损失。但是，周恩来却从黄第洪的事件中悟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刚刚离开校门的青年，必须到基层中，最好是到苏区、到红军中接受一个时期的锻炼，才能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为此，他征得中央的同意，决定把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青年，分批输送到各个苏区去。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就作出决定：王明、博古等人去中央苏区。诚如李初黎所回忆的那样，从此“王明就离开省委宣传部，搬到斗鸡桥”，等候安排去苏区了。但是，不知为什么，他们至今还没有离开上海。作为负责这项工作的周恩来，就又催促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同志。
据李维汉回忆说：“王明这个人我在一九二七年就认识他。”那时，“共产国际代表团（米夫在内）到中国工作时，由他当翻译……大革命失败后，米夫返回苏联，他也跟着回去了。”后来，王明回国之后，曾在上海沪东区委做过一段工作，与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维汉有所接触。但是，他留给李维汉的印象是不大好的。时下，王明虽然已调离江苏省委宣传部，可他一天不离开上海赴中央苏区，李维汉这个省委书记就有责任管他。或许是李维汉看不惯王明等人的风格，也或许是王明等人过分蔑视他的领导，这次谈话没有一点儿感情色彩，一见面，李维汉就公事公办地说道：
“王明同志，你对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有什么意见吗？”
王明打心底深处是瞧不起李维汉这些老同志的。但是，眼下尚未得到远在莫斯科的恩师——米夫等人的指示，故不便与李维汉等上司把关系搞僵。在他看来，李维汉等人的手中是握有实权的，弄不好，还会给自己一个什么处分。另外，他也不清楚今天谈话的目的，故近似搪塞地说：
“从大的原则上讲，我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是赞成的。”
“你知道中央对你的工作安排吧？”
王明把头一耷拉，微微地点了点头。
“中央研究了你与博古几个同志的情况，为了使你们从书本上学得的马列主义化作革命的实践，决定让你们去苏区锻炼一段时期，我看是正确的。”
对此，王明没有说什么。
“王明同志，你与博古等同志计划什么时候动身呢？”
王明听后再也忍耐不住了，他大发了一通牢骚之后，强硬地反问道：
“罗迈同志，难道让我带着中央的处分进苏区吗？”
“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在苏区表现好，也可以撤销中央给你的处分嘛！”
“请问组织上知不知道我的未婚妻孟庆树的情况呢？”
“组织上不仅知道她于七月底被捕入狱，而且还正在设法营救她尽快出狱。所以，你尽可放心地去中央苏区。”李维汉说罢缓和了一下口气，“等她出狱之后，组织上再把她送往苏区，到那时，你们再结婚，不更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