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委员应退出的：罗迈、贺昌；
2．新加入的中央委员：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陈绍禹、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
3．政治局应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罗迈；
4．新加入政治局的：陈郁、卢福坦、陈绍禹、王克全、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
上述名单一公布，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就群起而反对，并提出了一个新的名单，简单地说，不仅把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成员全部拿掉，而且也把王明、沈泽民排除在外，清一色是他们一派的人。争论结果，双方互不相让，只好付诸表决。可以想见，罗章龙等人居少数，米夫的方案获得通过。当时，罗章龙愤而起身，威胁地说：
“如果按照你们的名单付之表决，我将以退场抵制！”
对此，米夫也来了火气，严厉地说道：
“应当安静地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绝不允许的！”
结果，米夫预先拟定的名单以简单的多数获得通过。
在这场争权夺势的吵闹中，周恩来只是一个暗自生气的旁观者，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方。但是，当以举手表决通过了米夫等人提出的名单之后，他以公心向大会建议：“既然王明和几个同他持相似观点的人进入了中央委员会，是否也可以选一些有不同意见的人参加？”
米夫听后当即表态否决了，因为他清楚周恩来指的是何孟雄等同志。
四中全会之后，中央政治局于一月十日召开会议，讨论政治局分工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等问题。共产国际远东局与米夫十分清楚，这是把王明塞进中共最高权力机构的机会。但同时，他们通过六届四中全会，又亲眼看到了王明在党内是何等的不得人心。时下，罗章龙、何孟雄等同志在下边还在积极活动，不仅要推翻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切决议，而且还要把王明，甚至米夫都要拉下马，如果一步把王明推到权力的极点，一定会引起更大的逆反行为。他们经过审慎研究，米夫躲在幕后，由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陈绍禹为候补常委。对此，周恩来自然清楚这一提议的真实用意，为了确保党的实权不落入王明之手，周恩来当场反对，并提议：“陈绍禹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
由于周恩来的这一提议，王明暂时没有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这次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总书记一职仍由向忠发担任。
周恩来虽然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并被选为三人常委之一，但是党内的领导同志都清楚，继任总书记向忠发没有多大的工作能力，另一名入选的常委张国焘才奉命回国，尚在路途之中，因此，四中全会后中央的担子仍然由周恩来挑着。与四中全会以前所不同的是，已进入政治局的王明仗着米夫这个太上皇，为所欲为，明目张胆地把手伸进了中央常委，一步一步地使总书记向忠发成了他的代言人，且窃取了党的最高权力。此乃后话。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
由此可见，六届四中全会近似一场闹剧，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没任何积极意义。刘少奇在延安整风的时候作的这段结论是公允的：
“本来，三中全会虽然未在思想上纠正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上当时还是纠正了的。当前问题是解决了，本来可以不开四中全会的。但米夫到中国后与王明结合，却召集四中全会，打击恩来、秋白。”
周恩来作为一位政治家，深切地知道，四中全会后的中央政治局是难以行使职权，开展工作的。他清楚，只要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留在中国一天，一切重大的问题都由他决定。换言之，中央政治局处理任何问题，事先都必须要请示他。另外，王明是米夫的得意高足，有许多需要解决的大事，王明必然先于政治局知道米夫的态度。如此一来，就很自然地形成了这样一种领导格局：米夫是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王明是米夫这位太上皇的传令官，中央政治局就变成了毫无主动权的办事机构了。再者，周恩来十分清楚：“在中国共产党内，经过这场突然袭来的轩然大波以后，中央的威信被剥夺殆尽，党内思想极度混乱，派别活动频繁，情绪严重对立，正常的党内讨论已难于进行……全党面临大分裂的现实威胁。这种情况在中国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中是从来不曾有过的。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环境中，共产党正处在敌人的严密搜捕下，一旦出现这种大分裂，就会给党带来致命的打击。”正当周恩来面对这样复杂而艰难的局势自问该怎么办的时候，又获悉已正式转正为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坚决反对他的何孟雄等同志展开无情的打击与批判。对此，时任秘书长的刘晓同志回忆道：
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接着召开了江苏省委扩大会议。会上王明宣布：上海党组织在贯彻四中全会精神时，首先要集中力量开展反对何孟雄等人的斗争；要把这一斗争与反对罗章龙的斗争结合起来。
1．他强调何孟雄等反对四中全会，不服从新的中央，是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主要障碍。他诬蔑攻击何孟雄同志是“老机会主义者”、“长期对党不满”、“有个人野心”、“与罗章龙右派同流合污”等等，把何孟雄同志反对王明宗派集团的斗争说成是江苏省委当前的主要危险，强令大家对何孟雄等同志要“提高警惕”，进行坚决斗争。
2．他要求各区委紧急布置上述工作，把这一斗争从党内扩大到赤色群众组织和党的外围团体中去。他宣布何孟雄等同志的活动是“反组织的非法活动”，“已超出党内斗争的范围”。他规定凡是参加何孟雄等同志组织的活动的党员必须立即退出并进行检讨，违者一律开除出党。当时受到处分的江苏省委和区一级干部就有二十余人之多。
3．他要检查各级组织、各级干部与何孟雄等人之间的关系，宣称对那些坚持不与何孟雄等划清界限的干部要清洗出党。对于那些一时不能与何孟雄割断联系的组织，要省委主动与这些组织切断联系。
4．他还派人对何孟雄等同志进行“分化”工作，并密切注意他们的动态。王明决定：江苏省委的干部除指定者以外，都不准与何孟雄等有任何来往；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等发生联系；江苏省委还停发何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正当周恩来陷入痛苦的思索——如何阻止王明这种不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时候，他又获悉：罗章龙、何孟雄等十六位参加六届四中全会的代表，因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遂在罗章龙的领导下，于四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元月八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该会议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很快，周恩来收到了这份反对四中全会的纲领性的文件，认真地逐条研读，分辨是非。
但是，罗章龙等人以反对四中全会为名，竟然“派人四出，到处串联，煽惑鼓动，加紧分裂党的活动”，并悍然成立了一个第二党的组织，叫“非常委员会”，江苏搞了一个“第二省委”，上海的一些区搞了“第二区委”等等。这样的做法是分裂党的行为。诚如李维汉所说：“党内斗争，搞分裂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周恩来为了党的团结大局，同时也为了挽救罗章龙等已经走到自绝于党的边缘的同志，他代表党中央与他们谈话，“严厉批评他们，要他们立即停止活动，认识错误回到党这边来。告诫他们：分裂和反对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次谈话没有生效，王克全态度蛮横地大吵大闹。最后，周恩来要他们慎重考虑，限三四天内作出答复”。
罗章龙、王克全等对周恩来的劝说和正告置若罔闻，继续沿着分裂党的路走下去，终被党所抛弃。
与此同时，米夫为了慑服反对王明的代表，于一月十三日，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反对王明上台的部分同志开会，极力美化王明，吹嘘王明是中国共产党内水平很高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执行国际路线的。他还严肃地说：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国际；谁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就要受到处分。
米夫召集这次会议，不仅增加了反对王明派的人对米夫的反感，同时也加重了每一个反对王明的同志的精神负担。为了研究对策，何孟雄、李求实、林育南以及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干部决定：一月十七日在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开会。
恰在这时，陈赓等从内线获悉：投敌变节者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有些同志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周恩来听后当即作出决定：中央各单位相互联络，必须严格遵循白区工作原则；要调动一切力量，设法尽快地查出投敌变节者。另外，由于设在上海的江南省委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再加之何孟雄等同志与王明等人的矛盾日趋尖锐，从客观上势必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因而，周恩来又指示陈赓：通知王明同志，要江南省委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获党的机关；同时，也请王明同志转告仍然隶属江南省委的何孟雄等同志，敌人已经打入我们的内部，要注意自己的言行。
对此，陈赓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向王明做了通报。但是，王明又是如何对待这一极其严峻的事件呢？请看刘晓同志的回忆：
王明在江苏省委不止一次地诬蔑何孟雄同志，说根据中央特科的消息，国民党特务已打进何孟雄等人的内部。他还说，国民党特务也是通过文化人的关系混到何等人中间去。他布置省委和区委都要提高警惕，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牵连。记得有一次在省委会议上，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国民党特务已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还一再声称何等人情况复杂，活动暴露，有可能遭到敌人破坏，要省委和各级组织都提高警惕；并说要中央特科去通知何孟雄等人，是有危险的，恐怕已经来不及了。
一月十七日，正当何孟雄等人在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对策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议，他在发言中严厉“批评罗章龙分裂党的活动，完全停顿一切实际工作，是帮助敌人和托陈取消派”。接着，他又指出，“这是极严重的问题，前方血战，后方这样，一面反对立三路线，一面离开实际工作，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会议尚未结束，陈赓等快步走进，严肃地报告：
“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位同志在东方旅社被敌人逮捕了！”
“知道是谁出卖这些同志的吗？”周恩来严肃地问道。
“还没查出。”陈赓答说。
“一、要设法营救所有被捕的同志；二、一定要尽快查出打入我们内部的敌人！”周恩来以命令的口气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