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恩来看罢这份情报又是兴奋又是不安，兴奋的是，我们终于能获取敌人最核心的机密情报了；不安的是，中央苏区即将面临着敌人如此强大的军事压力，尚不知如何才能粉碎敌人的这次“围剿”。为此，他将上述军事情报交与军委参谋长聂荣臻，立即送往中央苏区，供朱德、毛泽东等同志在制定反“围剿”战略时作参考。接着，他又问陈赓：
“还有什么好消息吗？”
“有，我的那位姓刘的师弟——也就是上海现任侦缉队队长被杨登瀛利用计谋干掉了。”
周恩来一向反对搞暗杀活动。因此，他十分警觉地问道：
“你们介入了吗？”
“也可以说是介入了，也可以说没有介入。”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陈赓扼要地说出了处决刘队长的全过程：杨登瀛预设圈套，让姓刘的来逮捕陈赓等人。然后，陈赓等同志按照计划将其逮捕，并将一封预先写好的感谢信放在刘队长的身上，随即撤离现场。待到杨登瀛带人赶到一看陈赓写给刘队长的感谢信，敌人遂以通共罪将其处决。
周恩来听后微微地点了点头。
过了几天，陈赓又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周恩来一看陈赓那难以掩饰的喜悦，问道：
“一定是又有什么好消息，对吗？”
“对，再有两个月恽代英同志就可以提前释放了。”
“好消息，好消息！你是通过什么渠道办成的？”
诚如前文所述，恽代英被捕之后，先关入漕河泾模范监狱，后解苏州军人监狱。由于恽代英被捕时抓破面部，在狱中一直未被敌人认出来。不久，周恩来由苏联回国，亲自指示陈赓等同志进行营救，结果恽代英被判两年有期徒刑。待到恽代英解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之后，陈赓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通过南京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到六月释放。周恩来听后非常激动，紧紧地握住陈赓的手，说道：
“好！恽代英一出狱，立即派人护送中央苏区，毛泽东同志一定会欢迎他的。”
不久，蒋介石在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二次“围剿”的同时，又在积聚兵力对鄂东南对红一军进行第二次“围剿”。为此，周恩来于三月二十四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讨论红一军、鄂东南苏区等问题。他在会上指出，红一军最近的胜利，已冲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但敌人正在进行第二次新的进攻，这是不能轻视的。鄂豫皖特区必须在巩固的基础之上向外发展，扩大苏区。同时，他还谈到加强敌军工作的原则，并明确指出：当我们向当前的敌人进攻时，可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以击溃之。他还说：我们可以与次要的敌人结成暂时军事联盟，以打击主要敌人，但绝不能存什么幻想等。
接着，中央政治局于三月二十八日讨论鄂豫皖苏区问题。周恩来在详细地分析了鄂豫皖地区的地理、人文等条件之后，遂得出结论：此地较中央苏区为好，更易发展，而形成对敌人平汉铁路的威胁，必须加强。会议决定由张国焘前去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书记。
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生于一八九七年，长周恩来一岁。一九一六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学习，后转入哲学系。那时，他是北大的活跃分子，学生会的负责人。不久，他与陈独秀、李大钊两位恩师稔熟，遂又成为北大最早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与此同时，他当选北大学生干事会副主任和总务主任，积极参加领导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一九二○年夏天，他在陈独秀、李大钊的指导下，开始参与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十月，他参加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并致力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对创建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是出了力的。一九二一年七月，他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南下上海，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主持了这次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组织。之后，他一直在中央出任要职。只是因反对国共合作，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落选，但在中央依然有很大权力。一九二四年五月，他在北京被捕叛变，但当时未被组织发现。大革命失败不久，中央政治局于七月改组，他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奉命东下，曾试图阻止南昌起义。后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兵败潮汕之后回到上海，去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留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瞿秋白回国之后，他接任团长。但是，就在他刚刚上任两个月，共产国际突然把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为路线错误，并向中国共产党发出所谓十月来信。接着，共产国际在决定派出米夫使华的同时，又考虑张国焘回国。自然何孟雄、罗章龙等党内“老干部派”请求共产国际派回张国焘主持工作，调解矛盾，也是促成张国焘回国的重要原因。
何孟雄等“老干部派”为什么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呢？这其中既有其远因，也有其近因。所谓远因，张国焘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同是北京大学的先后同学，他们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又都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实事求是地说，大革命失败前北方掀起的革命风暴，他们都有一份功劳。随着大革命失败所带来的危局，党内不断进行分化改组，逐渐形成了上面所说的鼎足而三且又势不两立的三大派。作为被米夫派等称为右倾的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同志，长期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派驻上海的代表有矛盾，希望在共产国际任职已有两年多的张国焘回国是可以理解的。所谓近因，除去何孟雄、罗章龙等人要求共产国际派张国焘回国以外，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共产国际希望张国焘借批判李立三路线的同时，利用他与这些老干部源远流长的关系，把何孟雄、罗章龙等人拉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米夫一边，支持王明等人接管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也或许就是出于上述原因，米夫等人在六届四中全会上，把尚在归国途中的张国焘抬上政治局常委的地位。
但是，张国焘回国自有他的政治野心，用他的话说：“我曾设想如果当时揭发米夫派的罪恶，要求立即举行中共五中全会，将陈绍禹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局面将难以收拾。如果何孟雄等没有被捕，或许我可以这样做，现在没有了他们，那就煞费考虑了。”把他的话说白了，他回国的目的不是帮着党渡过困难，而是想借助于何孟雄、罗章龙等老干部的力量，把王明这一群撵出中共中央，由他张国焘取而代之。由此可知，张国焘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时机不成熟，没有演出后来在长征中演出的夺权丑剧。怎么办呢？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答案是‘投鼠必须忌器’！”换言之，继续等待时机。
关于决定加强苏区和红军的领导，是由周恩来提出并经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对此，张国焘作了这样的回忆：
周恩来为此提出了一个具体计划，经议决通过，其要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苏区，由向忠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等领导前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两区分别设立中央分局，前者由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前往主持，后者则由已在那里的夏曦、关向应（关这时尚在狱中）等主持。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在上海另设中央分局，指导白区工作，预定由赵云（康生）、李竹声等主持。
这个决议是中共将工作重心转到苏区去的一个关键，对于此后中共的发展有极大关系。我们当时的理想，是希望在江西能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在那里竖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联络长江以南和苏区的红军游击队，共同奋斗，以期握有一省或数省的地盘。鄂豫皖苏区则为长江以北的主要核心，我们希望以那里为起点，向北发展，以期在大江以北掌握更广泛的地区。至于湘鄂西苏区则似是一个主要的卫星，并且可以向西南发展。……
我是自愿去鄂豫皖的。
虽说张国焘的上述回忆存在着错误，但是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对中国未来革命的构想；如果再联想到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证明这一构想不仅是正确的，而且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更为重要的是，也说明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逐步完成了由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发展的阶段。
张国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且肩负着发展长江以北地区的革命重任，因而必须派一名有经验、且又熟悉通过长江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的负责同志，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为此，周恩来又在人选方面颇费了一番心思。
负责由长江经武汉进入鄂豫皖苏区地下通道的是顾顺章。但是，在周恩来赴莫斯科之后，他当年混迹黑社会中的一些恶习复发。他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出身，而且还是中央负责保卫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自认为了不起，个人野心日渐暴露。最后，他竟然发展到骄横跋扈，不可一世，连党都不放在眼里，中央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还能听一些。那时，他除了在上海开设了一座“化广奇魔术店”作为联络点以外，还利用党的经费在英租界威海卫路原幢石库门八○二号包租一座“公馆”，家具陈设相当考究。按照白区工作的规定，他的家只有陈赓、李强能去，其他任何党的负责人都不能造访登门，这就为他过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提供了条件。据陈赓同志说：他曾去过顾顺章家两次，发现他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更不能容忍的是，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还有浓厚的帝王思想，竟然请“星相家”看相算命，当他听“星相家”吹嘘他有“福相”，将来能当皇帝之后，还得意不已。对此，陈赓气愤之极，他曾对柯麟说：
“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
周恩来在听取了陈赓的上述报告之后，遂找顾顺章谈话，严厉批评，并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作为共产党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诚如前文所述，顾顺章在负责中央特科工作期间，他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捕的同志方面，而是热衷于处决叛徒、暗杀敌人等一些恐怖行为。只是由于周恩来同志的批评和阻止，才没酿成无可挽救的悲剧。对此，聂荣臻同志曾作过如下记述：
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爆炸一品香旅店，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大家制止了。
由于顾顺章的人生观完全堕落了，或者说他作为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未改，因而在他的内心中，对上述那些丑恶的腐化生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于周恩来等同志的批评，他表面上虚与委蛇，一旦回到他的“公馆”照旧继续胡来。另外，他还清楚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有一个公开的情人，党的所有领导都未出面批评过。这不仅给他找到了继续胡作非为的借口，而且也为他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提供了依据。为此，周恩来毅然作出决定：顾顺章调离中央特科，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领导力量，随中央迁往江西。
顾顺章当然清楚周恩来这一决定的真正用意，遂产生了极大的抵触情绪。另外，他自幼生长在大上海这座冒险家的乐园中，这些年又过惯了这种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让他去江西住农村，时时与枪林弹雨打交道，他打心里是不愿意的。
说到顾顺章的思想变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历经六届三中、四中全会之后，严酷地打击了一大批党的优秀领袖人物，再加之何孟雄等人的被捕，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各地下党组织相继被破坏等等，使得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者相继登报离开了党。这时的顾顺章也产生了离党投蒋的想法。就在他奉命护送张国焘、陈昌浩西去的前夜，他就预留了一封向蒋介石自首的信，藏在写字台里备用，大意谓“不满共产党”、“早有反正来归之心”等等。并叮嘱其妻说：“我如被捕不能回来，可将此信交给蒋介石。”对此，周恩来于一九五○年五月在军委情报部的一次讲话中曾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