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钱壮飞一定是乘火车去了上海，立即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有关部门，重重封锁火车站，逮捕钱壮飞。”
徐恩曾认为顾顺章说的在理，火车再快也没有电报快，故又来了情绪，高兴地说道：
“好！据值班人说，钱壮飞清晨才离开中央饭店，最快也得傍晚才能到达上海，只要他没和上海的共产党接上头，我们就能确保肃清计划的完成。”
顾顺章一看徐恩曾的表情又得意起来，遂又取笔写了几个字交给徐恩曾，说道：
“请按照我提供的船班，在上海长江码头扣留建国号客轮，逮捕牧师董健吾。”
“可以！”徐恩曾答说。
“立即发报上海，逮捕李克农！”
“啊？”徐恩曾惊得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他也是共产党？”
恰在这时，消息灵通的张道藩赶到了，当他听说顾顺章已供出中央调查科机要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中央调查科驻沪代表杨登瀛是中共的情报人员，他很自然地想到这件案事与己有关，当即对徐恩曾、蔡孟坚说：
“这是党内大事，只能告之立夫先生，切不可径向蒋公报告。”
徐恩曾自然明白张道藩这句话的含义，他一方面为了减轻自己重用钱壮飞的罪责，另一方面不想因此而引起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争，便遵照张道藩的旨意，立即向陈立夫作了报告。
陈立夫作为国民党中有名的政客，当然知道顾顺章在共产党营垒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他也清楚蒋介石一旦获知此事真相所引发出的政治后果，故十分巧妙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接着，他在征得蒋氏指示的处理方案之后，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并提出实施计划：
“为争取时间，我已经把顾先生（顾顺章）提供的共匪要人的名单、住址，全部电告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将军，请他立即派出军警宪特全面出击，不使一人漏网！请徐科长和上海方面保持联系。”
徐恩曾或许是为了表示自己对陈立夫的忠诚，颇有些低三下四地答了一个“是”字。
“请张淮南等同志立即驱车前往上海，会同有关部门，坚决完成此次肃清计划。”
“是！”张冲答说。
“蒋总司令还指示我们，在执行此次肃清计划的过程中，还是要坚持那句老话：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漏掉一人！”
陈立夫下达完命令之后，顾顺章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他为了表示是真心投降，又主动请缨道：
“为彻底完成此次肃清计划，请陈先生允许我随张总干事赶赴上海。”
“可以考虑。”陈立夫说罢突然把话题一转，“但蒋总司令告诉我，如果他明天有空的话，想亲自召见你和蔡处长。”
顾顺章听后兴奋异常，他认为自己“攀龙”腾飞的机会到了，遂于第二天——四月二十八日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跟着陈立夫拜见了蒋介石。令陈立夫、徐恩曾等人生气的是，顾顺章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又大讲特讲了一番自己的能量和作用。对此，史家做了记述：
“顾首先供出了上海我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瞿秋白……陈绍禹和向忠发的住址，接着供出我党在敌人内部工作的钱壮飞同志和潜伏在敌内的我重要关系鲍君甫（即杨登瀛）。顾说：‘徐恩曾的公事包经常交给钱壮飞，电报、密件多由钱看，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很多是钱供给中共的。我被捕一事，千万不能让钱壮飞知道，他如知道，一切都完了。’蒋介石当场大发雷霆，命令徐恩曾：‘快把钱壮飞关起来！’徐则丧气地回答：‘钱壮飞昨天就跑了！’”
或许是陈立夫从旁把责任推到了顾顺章的身上，也或许是蒋介石感到再发脾气也于事无补，遂改变了态度，把这次召见变成了礼仪性的。对此，《钱壮飞》一文根据蔡孟坚的回忆写了这段话：
蒋介石虽然接见了他，但对他很冷淡，只是说“你归向中央很好，中央必对你宽大，希望以后多多尊重蔡同志（指蔡孟坚）的话，事事与他合作，借获戴罪图功机会。”这显然只是把他当做一个特务小喽罗看待。
顾顺章这个叛徒或许是期望值太高的缘故，对于蒋介石如此打发他这个归降者颇感意外，所以他的内心有着一种极大的失落感。然而，当他稍许平静之后，又从市侩哲学出发，认为自己手中握有的底牌，由于形势的猝变，在蒋介石看来已经变得一文不值。如何才能拿出足以使蒋介石重视的筹码呢？为此，他供出了恽代英同志，使得就要出狱的恽代英惨遭敌人的杀害。请看《恽代英》一文中的有关记载：
顾顺章……为了活命，除了将党中央的组织情况密告敌人外，更首先供出恽代英化名王作林尚在南京狱中。蒋介石得此确讯后，又惊又喜，急令伪军法司司长王震南到狱中查对。
四月二十八日，王震南来到狱中，洋洋得意地拿出恽代英在黄埔军校的照片，向恽代英劝降。恽代英轻蔑而自豪地说：“我就是恽代英！”敌人劝降碰壁，便立即将恽代英加上镣铐，关进了“智”字单人监房。
蒋介石见劝降阴谋失败，亲下手令立即将恽代英就地枪决。
四月二十九日中午，难友们正在吃饭，忽听过道里响起了悲壮的《国际歌》，这歌声震撼了每一个“犯人”的心，他们停着望着过道。
“啊，代英！”难友们看到刽子手们押着恽代英走过来，热泪夺眶而出。恽代英神色泰然，拖着沉重的脚镣，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了牢房，来到狱中菜园地边。
“恽匪代英跪下受刑！”前来监刑的王震南嚎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