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后，杨匏安的儿子杨明同志也回忆道：
那一天半夜，我们被一阵粗暴的打门声惊醒，冲进来的是一群持枪的特务，开口就说要找杨匏安。先父知道自己暴露了，母亲给找了几件御寒的衣服，我们忍着极度的悲愤，看着他被特务押走。这一走竟成永诀！
杨匏安同志被捕不久，处于隐蔽状态中的周恩来就知道了，他当时就想到“杨匏安一家人口多，生活异常困苦，七个孩子有三个因病无钱医治而夭折，他自己患有肺病，老母年迈，妻子身体也不好。为弥补家用，减少党的开支，除了工作，他平时还要帮助家里人推磨做米糕，让他年迈的母亲和小孩上街叫卖”。时下，杨匏安同志被捕了，这一家妻儿老小将如何生活呢？为此，周恩来当即指示有关部门：无论党有多大困难，都要把杨匏安一家管起来！
接着，周恩来通过有关的内线弄清了杨匏安同志被捕的原因：时任中央宣传部负责人的罗绮园与杨匏安相交素笃，二人不仅经常往访深谈，而且还时有诗文唱和。在革命处于极其艰苦的阶段，这位党的宣传部负责人罗绮园却犯了旧知识分子的通病：和女色有染。俗话说得好，“朋友妻，不可欺”。可罗绮园却偏偏与还是共产党员的胡章原（也就是特务黄凯交代的胡某）的妻子关系暧昧。诚如黄凯所交代的那样，胡章原是黄埔四期的学生，当他决定向蒋介石写信投诚的时候，很自然地就把罗绮园、杨匏安等人供了出来。结果，就造成了杨匏安等十六人被捕。
杨匏安等人被捕之后，先关在汇山捕房，第二天，即七月二十六日，被移解到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审理。当天即过堂，他化名陈君复，别无其他口供。七月二十七日第二次被审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来员向法庭出示一张照片，指认陈君复就是杨匏安，是南京来文指名逮捕的共产党要人，要求引渡。法庭简单地讯问了杨匏安后，当即同意引渡，杨匏安就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设在南市白云观的侦缉队关押。
周恩来知道这座建在南市方斜路的白云观是上海有名的道教观，观中的茅山殿被当时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占用，是敌人对政治犯刑讯逼供的地方，被称为鬼门关。所以，当周恩来获悉杨匏安被引到此地之后，他又为病中的杨匏安的身体担心起来。但是，当他想到杨匏安当年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又认为没有蒋介石的指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不敢轻易对杨匏安同志用刑的。为此，他那不安的心又稍许平静下来。接着，他又想到杨匏安与“二夫人”——何香凝与宋庆龄源远流长的革命情谊，遂指示有关人士通过关系拜见何香凝与宋庆龄，请她们二位出面营救杨匏安同志。
很快，周恩来收到了有关人士的报告：何香凝与宋庆龄已向蒋介石上书，请求释放杨匏安同志。可她们收到的蒋介石的回答却是：杨匏安是党国元老，由他亲自过问此案。
对此，周恩来认为：一、蒋介石采取这种暧昧态度，是为了巧妙地答复“二夫人”的上书；二、蒋介石深知杨匏安在国共两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如果能把杨匏安由共产党中争取到国民党中来，其影响将是非常大的。进而，周恩来又推论：既然蒋介石想亲自利用杨匏安大做文章，就常规而言，他是一定要把杨匏安同志解往南京进行劝降的。为此，他要求有关部门及时了解杨匏安起解的时间、地点与路线，并做好武装解救的一切准备。对此，史家写下了这段话：
“当时，党组织曾通过宋庆龄、何香凝出面营救，但没有结果。周恩来还策划武装营救，准备一旦敌人将他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就在半途劫囚车。但狡猾凶残的蒋介石，却下达了就地秘密枪决的命令。”
蒋介石为什么没有把杨匏安解往南京呢？事后分析有两种原因：一、在蒋介石等人看来，上海地下党中央历经顾顺章、向忠发等人叛变之后，全面覆灭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蒋不亲自出面劝降，杨匏安也会识趣转向的，因为蒋氏一向推崇“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二、蒋介石在历经第一次、第二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之后，他认为“剿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矛盾已由城市转向农村，由上海移到江西朱毛红军。恰在这时，他正坐镇庐山，亲自调兵遣将，积极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没有可能为了杨匏安案事，由避暑胜地庐山回到赛火炉的南京受罪。但是，蒋某人是绝不会放过杨匏安被捕这个机会的，遂决定通过其他途径对杨匏安进行劝降。
由于历史本来就是复杂的，再加之案事久远等原因，所以有关蒋介石坐镇庐山，指挥劝降杨匏安的经过就有了各种传说。为向读者有一个较全面、正确的交代，现摘录两段有关的回忆如下：
杨匏安在狱中，立场坚定，忠贞不屈。蒋介石连写两封劝降信，都被他撕毁；蒋又直接打电话到狱中向他劝降，也被他摔掉话筒。
（摘自《杨匏安传》）
杨匏安因为在国民党内也甚有影响，敌人又想收买他，所以未曾对他用刑。杨匏安被关押在侦缉队期间，蒋介石多次派人去同他谈话，做劝降工作，均遭到严词拒绝。敌人劝降不成，又进行威胁，杨匏安慷慨地宣称：我开始参加革命，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在押的同志无不为杨匏安的为人和他对党的忠贞而感动，就是一些看守士兵，也敬佩地称他为杨铁人。
关于敌人对杨匏安的劝降问题……我们访问了曾经与杨匏安同案被捕，并关押在白云观侦缉队同一间牢房的胡向荣（当时化名周仍初，在互济会工作，因年龄小，被判刑两年半，后释放）。他说，杨匏安关在侦缉队时，曾三次被敌人叫出去谈话劝降。第一次是熊式辉，第二次是吴铁城，第三次是吴稚晖。每次谈话后回来，杨匏安都和同牢房的同志讲述谈话的经过。同志们对杨匏安都非常尊敬，连看守也都说杨先生不怕死。至于蒋介石派人劝降一节，当时执行逮捕的特务黄凯，也有如下讲述：“杨先生被捕后，我曾经秘密亲自找他谈话。劝其为家庭为个人前途着想，考虑自首，但被杨先生毅然拒绝。他说：杀了一个杨匏安，杀不尽千万个杨匏安。接着我就赶到南京向陈果夫汇报，并建议将杨软禁，因为杨先生在民国十三年时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是陈果夫的上级，陈果夫也颇赞成。”
（摘自尤亮、张先根合著《关于杨匏安被捕和牺牲的经过》）
杨匏安在狱中的斗争堪称是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的楷模。但是，当他自知不久将告别人世的时候，他又想起了家中的妻儿老小，为此他忍着极大的悲愤给家人传信，述说临终前的嘱托。据史记载：他在信中说，“他的处境很危险，难免要为革命而牺牲，告诫家人不要接受任何不认识的人的任何财物或资助，如果实在没有办法生活，就回老家去。信中特别嘱咐，千万不要把家中的缝纫机变卖了，那是全家今后的活命工具”。
杨匏安在侦缉队被关押十多天后，蒋介石因数度派人劝降失败，一怒之下，下令处决。接着，杨匏安被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在八月的一天晚上，杨匏安未经过任何的审判手续，被秘密枪杀在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荒地上，同时被枪杀的共有八人。”诚如前文所述，杨匏安不仅是革命家，而且还是诗人，当他获知自己就要就义的时候，遂即兴写了一首绝命诗，向着狱中的难友大声咏诵：
慷慨登车去，
相别一节全。
余生无可恋，
大敌正当前。
投止穷张俭，
迟行笑褚渊。
者番成永别，
相视莫潸然。
由于这首五言诗有两处用典，为使读者明了诗意，现将《杨匏安传》一书中有关的诠释摘抄如下：
诗中所说的张俭，是东汉人，被人诬告出走，认识他的人皆不恤破家相容，终于无路可逃。褚渊，南北朝人。宋明帝很信任他，尝谓：“褚渊迟行缓步，便得宰相矣。”宋明帝临死，封之为中书令，使与袁粲共理国事。不料褚渊却出卖袁粲，助齐篡宋。人们讥刺说：“宁为袁粲死，不做褚渊生。”杨匏安这首诗，意在教育罗绮园，勉励难友，坚持斗争，保全气节，不可像出卖灵魂的叛徒褚渊那样，永为世人耻笑。这首绝命诗，充分表现了杨匏安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革命崇高气节。
对于杨匏安同志的死，周恩来是十分悲痛的。就是到了抗战时期，周恩来在山城重庆还亲自背诵过上述那首绝命诗，借以“教育同志们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要像杨匏安那样，对党忠贞不渝，为革命勇于献身”。
就在杨匏安遇难的前后，因上海的环境变得十分艰险，致使周恩来很难及时地收到中央苏区的信件，他只有通过敌人的报纸获悉：蒋介石即将开始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为此，他这位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书记不得不发出这样的自问：
“中央苏区做好了反第三次‘围剿’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