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昆仑和黄日葵忍不住地笑了，遂穿好棉衣，拿着随身带的简单的行囊，与李国暄和屠安一起走下了客车。
山东——尤其是青岛问题，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引发点，因而北京的大学生和山东的大学生结下了很深的战斗友谊。王昆仑等四人冒着扑面的朔风，在预先约定好的一家小客栈中迎来了一位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他用很浓的胶东话自报家门：
“我叫李济时，热烈欢迎你们的到来！”
这位叫李济时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为四人帮的军师康生。他听完王昆仑、黄日葵等四人的介绍之后，大包大揽地说道：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革命一家，不分你我，更不分北京和济南。总之一句话：我们济南的学生一定参加并声援北京学生的驱彭，运动！”
王昆仑一行四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虽然久闻大明湖畔的大鼓和琴书誉满神州，但由于“驱彭”重任在肩，遂又匆匆告别泉城济南，乘车南下上海。
但是，当火车就要驶入申城上海的时候，王昆仑等四人的话题遂又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一个：
“孙中山先生能见我们吗？……”
1922年，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征程中受挫折最为严重的一年。
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护法讨袁失败之后，几经坎坷挫折，于1922年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第二次在广州建立政权。6月27日命粤、賴、黔各路大军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以免他为患广东，成为北伐的后顒之忧。两广统一之后，亲率北伐大军七个兵团，四万余人，联合奉、皖两系军阀，共同打倒直系军阀曹银、吴佩孚由此开始了第二次护法北伐战争。但因粤系军阀陈炳明对孙中山先生阳奉阴违，并和湖南的杀人鹰王赵恒惕结成联盟，阻止北伐军假道北进。孙中山被迫回师广州，重设大本营于韶关，改道北伐。陈锏明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6月16日起兵发难，炮轰孙中山先生的住地观音山。虽说孙中山先生化装逃离险地但孙夫人却在出逃的路上小产，永远地失去了她和孙中山先生的爱果！对此，孙中山先生痛心疾首地写下了这段话：
文率同志为发国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缕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1922年，又是孙中山先生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
在孙中山先生避居上海期间，回顾了自己多年来和封建军阀斗争的亲身经历，开始认识到南北军阀的背后，都有帝国主义在操纵。他进而又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口号提得正确。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批评开始心悦诚服地接受。为此，他邀请李大钊南下，共同商讨救国之途。
李大钊南下上海，和孙中山先生多次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期间，李大钊于8月下旬赶赴杭州西湖出席中国共产党召幵的特别会议，做出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的决定。接着，李大钊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加入国民党。旋即，陈独秀、蔡和森等一批共产党人以个人的身份相继加入了国民党。这对孙中山先生实行国共合作、改造国民党、唤醒民众、建立自己的武装……坚定了革命的信心。为确立并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恰在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征途再现柳暗花明之机，王昆仑、黄日葵等四人来到了上海。他们相继“接触了学生联合会、各马路联合会、总商会等社会团体和各界人士”，并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同情和支持。接下来，他们就想拜会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亲耳聆听对“驱彭”运动的教诲。但是，由谁做引荐人才能见到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呢？他们终于找到了时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谢持。由于谢持对王昆仑前期革命有着重大的影响，有必要做一扼要的介绍：
谢持原名振心，字铭三，于1876年生于四川富顺。他早年在故乡就读，遂又以教书为业，走教育救国的道路。1907年，加入同盟会，因谋成都起义，未发事泄，被通缉潜往上海。武昌起义后，四川重庆宣布独立，他出任都督府总务处处长等职。宋教仁被刺之后，他与同乡——曾和汪精卫行剌摄政王而名噪一时的黄复生相约北上，谋炸窃国大盗袁世凯，事泄被捕，不久获释，避居日本，遂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副长。从此，他一直跟随孙中山其右，并成为元老和亲信。在陈炯明发难观音山之前，谢持任总统府秘书长。在孙中山避居上海期间，他代行秘书之职，处理日常事务。
王昆仑等是如何找到谢持的呢？在此之前，王和谢并无交往。
像他等之身份，在暗杀成风的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贸然求见孙中山，谢持是不会通禀的。事后推论，很可能是黄日葵。
黄日葵在中共党内的地位较高，且又和时在上海的张国焘等要人稔熟。这时，张国焘以中共领袖人物的身份经常出入孙中山先生的官邸，自然和谢持等人时相过往。由张国焘——或其他中共要人牵线是合情合理的。
是年岁末，王昆仑一行四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邸，由当时任孙中山秘书的谢持引见，见到了孙先生，宋庆龄同志也在场另外，当时负责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元老——后右转为西山会议派的张继也在座。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起这次拜见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依然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当时我见到的第一个伟大人物是孙中山。我对他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印象很深。
孙中山先生随着救国之主义的变异，他的革命战略也由倚靠军阀武装平定天下转为唤起民众，建立自己的军队。因此，他认为要彻底实施北伐，首先打垮实力最强的直系军事集团，就必须在北京——尤其是北方革命的中心北京发动各界百姓，掀起工运、农运、学运等革命风暴，动摇直系的社会基础。同时，争取、分化直系实力派冯玉祥。因此，当“孙先生坐在他办公桌前的大靠椅上，听取了我们汇报北京学生的情况后”，他对王昆仑等四人做
了如下史有所记的指示：
“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对彭允彝很不够，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还要反对曹、吴的后台老板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人民的斗争。”
多年之后，王昆仑回忆起孙中山先生的这段教诲，还激动不已地写道；“孙先生一席话，打开了我们的视野，我们的眼前豁然开朗。”因为他认为孙中山先生讲话的实质是：“对中国来讲，要独立，要反对军阀，打倒列强；对世界来讲，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当时，孙中山先生讲的虽然“不是用这些词，但实质如此，我们很长一个时期相信这个。”
王昆仑的思想有此变化，还有严酷的斗争现实给了他很大教育。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北洋政府第三十届内阁是短命的，合计支撑了十天。换言之，在王昆仑一行四人到达上海不久，就获悉了内阁的倒台。在王昆仑的认识中，筹组下届内阁的时候，彭允彝不会再入阁出任教育总长。但是出他所料的是，王正廷为国务总理的第三十一届内阁宣布成立的时候，彭允彝依然是教育总长。因此，他认为孙中山先生有先见之明，决心跟着孙中山革命终生。同时，他也想到同行的黄日葵在火车上和他说的话，认为共产党人在“驱彭”问题上的看法，和孙中山先生的见解相近。
也就是在这次会见中，王昆仑第一次见到了雍容华贵的孙夫人宋庆龄女士，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多年之后，当他回忆起这次相见的时候，用无比景仰的口气写下了这段话：
当时，宋庆龄同志不是以大人物夫人的面貌出现，她在一旁娴静地谛听着孙先生：司我们的谈话，然后熟练地用打字机打下来3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不愧为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使我们肃然起敬。
这时，素有太子之称的孙科也在上海，他听说北京大学来了几位大学生，向父亲求教“驱彭”之事，甚感兴趣，遂主动约见了王昆仑等四人。关于这次会见，未留下任何史料。俚是，从王昆仑及有关人士的回忆可知，他们这次相见谈得十分融洽。其中，王昆仑和孙科由此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友谊，孙曾主动要王做自己的秘书。王虽以大学尚未毕业为由婉拒，值为王日后成为太子派的骨干打下了基础。
王昆仑自从见到孙中山先生以后，对心中的伟人越发地景仰了！为探寻救国之主义，特别想单独拜见孙中山先生。不久，他们四人在上海的活动做了不同的分工，他在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之后，贸然叩开了谢持的家门。谢持惊诧地问道：
“汝筠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单独拜见孙中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