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002
冯玉祥将军一走了之，可孙中山先生业已北上——且很快就要乘船安抵天津，如何才能保证孙中山先生的安全？如何才能实现孙中山先生带病北上共商国是的政治目的？遂又成了王昆仑等国民党人共同议论和担心的大事！
恰在这时，共产党北方区委的主要负责人李大钊自苏联回国，他号召共产党和国民党一起行动起来，发动十万群众做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坚强后盾。王昆仑听后非常赞成，因为北京各界人民都动员起来了，谅老奸巨滑的段执政也不敢做出非礼之事。为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动北京高校师生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方面来
随着各界群众日渐行动起来，北京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头面人物傅汝霖等人认为这是争取群众最好的时机，因而他们提出要和共产党人争夺这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对此，王昆仑先是有不同的看法，因在他的心目中李大钊既是恩师，又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主要负责人。然而，傅汝霖却一针见血地说：
“守常先生是跨党的国民党党员，他所代表的利益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们跟着他走，就等于帮着共产党发动群众，到头来，也就等于为共产党做嫁衣！”
王昆仑听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加之他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目的是反对走苏联道路的，所以他很快就坚定地站在右派傅汝霖等人的一边，在发动群众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的运动中，拼力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就是支持国民革命，就是拥护国民党。但是，由于大敌——段执政及奉系张作霖当前，这次与共产党争夺群众运动领导权之争没有公开对立。
在北京国共两党的领导下，很快在北京、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支持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的国民会议运动，并相继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在这期间，王昆仑等奔波于京城各大专院校，进行了广泛的发动和宣传，仅就北京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就有学生联合会、全国国立大学联合会、京兆教育会等单位参加。除去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功劳外，王昆仑等右翼国民党人也尽了自己的力量。
不久，孙中山先生安抵天津。同时传来孙中山先生北上绕道日本进行体检的结果：肝癌并到晚期。这消息对王昆仑而言，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可一旦成为事实，依然犹如晴天霹雳，惊得久久不能自已。怎么办？他唯有跟着他所敬重的李大钊先生走上街头，进一步展开大规模的宣传运动，除组织爱国青年学生深入各界群众中宣传演讲之外，还亲自到北大、师大、美专等院校进行演讲。令他欣慰的是，万事俱备，就等孙中山先生到京主持召开国民会议预备会议了！
面对孙中山先生扶病进京而掀起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老政客段祺瑞被迫装出欢迎孙中山先生的样子。但是，他为了保住自己到手的执政大权，遂采取了两气中山先生的策略：其一，针对孙中山先生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定立场，他公然提出“外崇国信”的声明，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其二，计对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召开国民会议，悍然召开了“善后会议”，企图用这个由各地军阀头目和官僚政客组成的御用会议，来取代全国人民期望的国民会议。其政治目的是异常险恶的：气死一一或加速孙中山先生的病情恶化，使孙中山先生北上的目的全部落空，进而造成南方国民政府出现权力的真空，借以达到他不战而胜并进而统一全国。
对此，王昆仑愤怒异常，他除去更加激励自己奋力工作，坚定地反对段合肥召开的“善后会议”之外，还要让病中的孙中山先生看看北京人民的革命觉悟。同时，也给陪同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国民党要人一壮声威。自然，也是对倒行逆施的段执政以更大声势的示威！
1924年12月31日上午，凜冽的朔风吹打着古老的北京，低沉的乌云在空中翻卷，重压着昔日的帝王之都。然而京城的各界人民不顾隆冬的风寒，每人手中执一面彩纸做的小旗，上面书写着“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一淸早赶到北京饭店至前门火车站的街道两旁，恭敬地迎接孙中山先生的到来。
王昆仑因在孙中山先生的下榻处——铁狮子胡同五号任工作人员而未能到火车站躬身拜迎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多年之后，他还怀着怆然的心情写道：“孙中山先生为南北统一问题带病北上，到北京后住在铁狮子胡同五号，组织了临时办公室，我是其中的一个工作人员。”
正因为王昆仑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之朝夕相伴重病在身的孙中山先生。也正因有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亲自目睹了中山先生的不肖子孙——国民党右派元老在中山先生行将仙逝前的权力之争。同时，他还亲自经历了围绕着孙中山先生立遗嘱所展开的权力角逐。由于他当时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右派元老一边，他难以理解孙中山先生最后说的这句话：
“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软化。”
孙中山先生终于走完了天下为公的革命之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立继位者——或日接班人的领袖，因为他清楚历代君王的继承人无一是真正完成未竟事业的。同时，他还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生前选定接班人之举不仅是自私的，而且也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全国人民一进而证明领袖比人民高明，这违背了他革命的初衷天下为公。对此，想当孙中山先生继承人的汪精卫、胡汉民等人怨忧不已；而想改变孙中山先生革命方向的右派则愤恨孙中山先生立下的所谓左倾政治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王昆仑则担心：国民党会因此而争权，并重蹈历史上同室操戈的悲剧。同时，他看到了人民是何等地热爱自己的领袖。而反对派又是何等地惧怕孙中山先生。多年之后，他无限感慨地写下了这段文字：
孙中山先生一病不起，不幸逝世。北京各界人民不顾北洋军阀的神种压制，卷行了隆重的治丧活动，这是对反革命势力的一次大示威也是革命力量的一次总检阅……自封为执政的段祺瑞借口腿病不来，派国务总理代表行礼，他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草萆行礼后就溜走了。
也就是在中山先生遗体停在中央园（即今中山公园）内，任人瞻仰的期间，他见到了邓颖超。对此，邓大姐写下了这次相见的情形：“一九二五年，在中山公园，那时他带着两个妹妹：王素、王枫，还有他的恋人范映霞——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邓大姐此次北来一是代表天津妇女界前来参加孙中山先生力倡的国民会议，再是看望她和周恩来之间的热诚的“红娘”——王昆仑在北大的同学、中共建党初期的优秀党员、时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高君宇同志。但遗憾的是，高君宇同志因病先于孙中山先生一个多星期去世了！
当时，由于国家四分五裂，不可能为一代革命元勋孙中山先生举行隆重的国葬，遂决定中山先生的灵柩暂厝香山碧云寺，以待全国统一后再国葬。王昆仑怀着极大的悲痛，“带着两个年幼的妹妹王素、王枫，头一天就从西直门出城，车到香山宋氏别墅歌足。”十分凑巧，两年前在此养病期间相识的好友——“陈毅同志和中法大学的一部分同学也都在那里，第二天一早赶往碧云寺迎灵”这时的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革命志向可谓是南辕北辙，但他们之间的私谊弥笃，并和金满城三人戏称“三剑客”。
王昆仑沉浸在领袖仙逝的极大的悲恸中！加之，他在丧礼过程中多次见到自己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一一右派元老张继等，必然受其政治影响。换言之，更加担心国民党的革命宗旨改变——成为苏俄和中共的工具。因此，他对革命陷入了迷茫之中！但是，他和右派还有着根本的不同，那就是深信孙夫人是未来国民党的希望。请看他写的这段文字：
丧礼过程中，不止一次地见到宋庆龄同志，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脸二流露出无限悲痛而又坚定沉毅的神色。她使我们确信：孙先生虽然死了，还有孙夫人在，还有忠实于中山遗教的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不会倒下，中国的萆命不会中断。
孙中山先生暂厝安灵仪式结束了，王昆仑望着他景仰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的遗容，默默地背诵着：“革命潮流，浩浩****，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孙中山先生暂厝安灵仪式结束不久，留居京城的国民党左派和右派党政要人相继离开故都北京，途经陆路、海路南返广州，去争夺孙中山先生留下的党政军大权。不久，孙夫人也怀着异常怆凉的心情，依依惜别孙中山先生的遗体，南下维护孙中山先生为之奋斗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其未竟的革命事业——三民主义革命！因此，以孙中山先生北上为引爆点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猝然之间平静下来，似乎北京的一切都凝滞了！
但是，王昆仑却无法从这党国——乃至自己生平中最大的悲哀中解脱出来，加之他对党国未来命运的担忧，从精神到身体都垮了下来。恰在这时，他有一个东游日本的机会，为使自己能从悲恸中尽快地平静下来——自然也想于休息中考察日本的社会和风土人情。遂告别祖国，乘船东渡。
王昆仑于东游日本期间，他不但进一步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而且也较为全面地认识了大和民族的凝聚力和他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较为平心静气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以及未来中国革命的前途。当他来到孙中山先生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从事革命活动的旧地凭吊之时，突然又坚定了自己的革命的信心。待他来到日光华严大瀑布前观光飞流而下的景点时，突然诗兴大发，把自己追求革命的理想和践行革命的意志，全部化入这首《观日本日光华严大瀑布》中：
华严名瀑下重密，
白练垂空信可观。
注壑千寻鸣巨吼，
出山一泻作洪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