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角逐003
居里并不知道史迪威复杂的内心活动，从表象上，他认为自己的言行完全慑服了傲岸不逊的史迪威。他本着所谓乘胜追击的原则又严厉地质问道：
“据委员长讲，你曾经公开对他说：如果‘委员长同意，我将率领共产党的队伍去进行夺回缅甸的战役’。有这样的事情吗？”
“有！不过那是我影射他无意收复缅甸时说的一句玩笑话。”史迪威为了验证自己是说玩笑话，又补充说道，“他当时也近似开玩笑地回答说：‘那我愿服从史迪威将军的命令。’”
“你理解错了，当时，委员长可不是在说笑话。”
“那他……”
“是对我们美国的一种抗议，说我们表面上拥护国民党，而心里却相信共产党。”
这种解释，等于又砸了史迪威的“醋坛子”，他当时大讲了一通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又说了周恩来曾经允诺把八路军交由他指挥抗日。最后，他无比愤慨地说道：
“我们美国人的最高宗旨是消灭法西斯，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而不是帮助蒋委员长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
“可你毕竟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啊！”
“那我们的罗斯福总统还是同盟国的领袖呢，可他不仅公开支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抗击希特勒入侵俄罗斯，而且还通过各种渠道支持东欧地下的共产党抗击法西斯的入侵。而我史迪威仅仅说了句玩笑话……”
“好啦，好啦……”居里不耐烦地摆了摆手，阻止史迪威借题发挥，“我只是给你提个醒：不要介入进国共两党的纷争中去。”
“看样子，你此行是没有会见驻在山城的中共要人的任务了？”
居里淡然一笑，遂点了点头。
“那周恩来先生一定会感到十分遗憾了！”史迪威沉吟片刻，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用十分惋惜的口吻说道，“我认为阁下此次中国之行不见周恩来，也是一种遗憾。”
周恩来坐镇重庆，时刻关注着蒋介石和史迪威这一对矛盾的发展。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中国战区抗击日寇侵略的成败，还直接影响到国共两党军事实力的消长。所以，他对以调解蒋、史矛盾为目的的居里使华，也必然会给予特别的重视。
诚如前文所述，周恩来十分熟悉蒋介石的治国之策，也清楚蒋介石和史迪威这对矛盾的核心——是把美援物资用于时下的抗战，还是作为将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的物质基础？就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支持史迪威的做法的。另外，周恩来对居里是有所了解的，尤其对居里公然反对美国有条件援华租借法案更为担心，如果这位总统特使站在蒋介石一边，说服美国政府改变这一政策，必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共产党的利益，给战后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带来极大的困难。因而，周恩来有责任遏制美国援华租借法案的改变。
周恩来作为一位纵观国际风云的战略家，非常清楚美国对苏联的政策是权宜之计。因为从根本上讲美国是反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的。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的对华政策是不含中国共产党的。自然，美国的援华物资也没有八路军的份儿。如何改变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呢？周恩来制订的基本方针是：广交朋友，加强交流，化解一切不利因素。为此，他和约翰。戴维斯等一批思想敏锐的美国在华人员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但他也清楚，要真正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还必须设法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人。
基于上述理由，周恩来于七月三十一日约见了戴维斯，坦言：“中国抗战目的只在保存实力，供争取国内优势之用，除用交换压迫方法外，租借物资将被囤存，反攻缅甸必须以美国人为统帅。”最后，他又诚恳地表示：
“我希望会见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先生，当面向居里先生转述共产党人对抗战，对中美关系的意见。”
约翰。戴维斯或许是太了解腐朽、黑暗的蒋氏政权了，也或许是被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不但完全赞成周恩来的上述分析，而且非常同意居里应该听一听中共方面的意见。他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影响罗斯福的对华外交策略。因此，他作为史迪威的“国务卿”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请求，并要史迪威当面转告这位总统特使居里。
但是，这位只想讨罗斯福总统喜欢的居里，不愿冒和蒋介石闹翻的风险，婉言拒绝了会见周恩来。
周恩来获悉居里婉拒会见的消息，深表遗憾。
他为了继续对居里做工作，于八月六日请戴维斯函告居里：“希望美政府加紧控制租借物资，勿被当权派储作他用，美国宜以征取日本北攻西伯利亚情报为由，派遣代表前往共区采访一切。”
也就是在这次和居里晤谈之后，史迪威接受了“我们到这里是与中国政府合作的”思想，从此打消了自己再度访晤周恩来的念头。
但是，史迪威认为居里婉拒周恩来除去政治原因而外，还因反对周恩来主张由美国统管对华租借物资大权的意见。果如斯，史迪威认为对自己未来在华工作是十分不利的。为此，他给居里写了一份备忘录，除继续坚持由“美国为缅甸战役提供大量援助，但要求蒋介石保证，以改革军事和进行战斗作为增加援助的条件”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政权可能把美国当傻瓜捉弄。这个政权敷衍塞责，言而无信，它虽期望盟国胜利，但却不尽本分的努力去获取胜利，企图到战争结束时囤积一大批军火，从而让自己永存下去。”
对此，居里并不关心，因为这并不是他此次使华的任务。
历经居里的外交折冲，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感到为达到各自的目的，在短时间内谁也不可能离开谁。既然如此，他们都很理智地抑制了个人的情感，设法找到重新暂时合作的机缘。或许是蒋介石想留给居里一个豁达、大度的一国领袖形象，也或许是蒋介石遵从中国的传统——给客人一个完满离开中国的面子，他主动地采纳了史迪威提出的反攻缅甸的“脱身之计”。但他却“狡猾地提出两个参加缅甸战役的条件，即美军必须参加海上和地面战役，和必须得到空军的强有力支援”。最后，他又向居里郑重地强调：
“中国参战与否，首先取决于中国认为英国政府是否有意参战。”
居里使华的任务，是使剑拔弩张的史迪威和蒋介石坐下来，面对面地消除各自内心的愤懑，把暂时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搁置一边，在反攻缅甸方面取得统一。因而他一听蒋介石的口气，十分聪明地答说：
“可以，可以！为了不再生出其他枝蔓，趁我在重庆期间，委员长和史迪威当面讲清，由我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就这样，蒋介石同意再度会晤史迪威。他为了做得自然，把再见史迪威的场合选在欢送居里的宴会上。
但是这次相见对史迪威而言，唯一使他高兴的是再次见到了他所敬重的宋庆龄女士，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孙夫人是三姐妹中最令人愉快的，可能也是最深沉的。她非常敏捷可爱，文静自信，细致周到，穿着很得体。”但他对蒋介石依然没有好感，挖苦地写道：
蒋介石来晚了，他去做晚祷告了，任何事情都不能打扰他，这是一个新把戏。无论如何，他对祷告是很认真的，不论他是真心的还是做样子。也许他正通过和他的上帝交谈来增强自己的直觉。他严重依赖他想象中的心理学知识（中国心理学）。你怎样感化像他这样的人？你怎样了解他的观点？他可以运用他的“直觉”而置逻辑和理性于不顾……他的顽固是不容争论的。他已经完全失去了讨论的习惯，实际上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都是唯唯诺诺的人。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令人不快的真实情况，因为他会十分恼火。他处于窘迫的困境之中，他能希望的最好情况是保持目前建立在恩威兼施基础上不令人满意的势力均衡。他不向前迈进一步，也不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改善中国的地位，这样，他自己的地位也得不到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