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史迪威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韦唯尔这个“英国佬对蓝伽计划怒气十足”。日记写道：他明确说不欢迎中国人。没有住处，无法运输，没有物资……昨天缺一万一千辆卡车，现在变成了三万三千辆。印度军队有一百四十万人，他对我们提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他的部队。总的态度是拒绝中国人，但他想让我们的空军服从他的指挥”；“他们对印度有一点中国人都恼火得不行”；“还是老一套，像过去关闭缅甸公路、拒绝军队一样。他们似乎没吸收教训”。
十月十九日，英国驻印度总督和韦唯尔将军收到了英国政府的指令，立即会见史迪威将军，态度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此史迪威写道：“现在他们每天可以运送四百人，而且还能搞到一些牲畜，还有卡车。他们将在需多给我们一个防区，他们将为我们提供补给品。”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他（韦唯尔）坚持要指挥拉姆加尔的部队”。更出乎史迪威所料的是，韦唯尔将军竟然提出想指挥美国驻在印度的第十航空队。史迪威当即答说：
“我早已收到我国政府的训令，第十航空部队隶属美军系列，其他盟国无权指挥。至于韦唯尔将军指挥在印整训的中国军队一事，也须请示蒋委员长后再定。”
史迪威作为一名美国将军，原本是不相信“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是为政治服务”这一学说的，然而他通过和蒋介石，和韦唯尔，乃至于和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劳克林。居里、温德尔。威尔基等打交道，首次认识到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这一论断是何等的正确啊！
接着，史迪威又和韦唯尔商谈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首先，他提交了自己制订的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供双方讨论。
韦唯尔仔细地审阅了这份反攻缅甸军事方略之后，为难地提出：目下北非战局，尚未分晓，英国海空军能否南调，孟加拉湾能否有制海制空之权，皆不可知，不能遽议收复仰光。“伊本有‘英军收缅甸’私案，但其目标不在仰光而在阿恰布，如阿恰布得手，则可收复上缅甸，沿钦敦江东进，为下一度收复全缅之前驱。”
明眼人一看即知，韦唯尔之策“旨在保卫印度，而非打通中缅，自与史迪威目的不同”。双方争论甚烈，依然没有结果。韦唯尔“仍谓缅南收复需要海军助力，而海军助力不可必得，不如先收复北缅。于是史迪威收复全缅案，与韦唯尔之收复北缅案乃同时审议”。结果，史迪威飞返重庆，并于十一月三日会见“委员长于黄山，报告在印商谈结果如下”：
一、收复缅甸之开始日期，定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一日左右。
二、使用兵力为英军一师、印缅军六师，共七师。其中三师自英帕尔经卡儿瓦沿钦敦江流域夺棠沙、斯威堡、孟尼瓦，另一师占阿恰布向东进展，其余三师为后备军。
三、中国军队若干师，自云南出击腊戍，夺曼德勒，经罗列姆占罗衣考，此部队须于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准备齐全。
四、在印之中国军队，以雷多为根据地，经胡冈谷地与孟拱，夺取密支那，与英军在棠沙会师。
五、因航空母舰未能确定，故孟加拉湾方面，能否握有制海制空之权，尚待再商。
六、雷多方面，须建筑道路、兵房、堆栈、修理工厂，及足容三千人之医院，并须储备四十五日之粮食、三个月之弹药。
蒋介石听后表情凝重，一言不发。史迪威误以为中国方面有困难，或者这位蒋委员长又节外生枝，甚至是撂挑子不干了，遂“叩问云南方面中国可用之兵力，与准备完成之可能日期”。蒋介石郑重告之：
“中国担任之兵力，除驻印两师外，并可再派一师，参加拉姆加尔训练，为后备军。云南方面，预定出兵十五师，可于二月以前准备完成。但此次缅甸作战之中心问题，在英国能否在孟加拉湾握有制海制空权，以阻止仰光方面敌军之增援。如海空实力不能充分准备，则我不愿令派一兵一卒参加此次战役，因吾人不能再受第二次之挫败。”
史迪威清楚蒋介石的方略是：“坚持南北缅水陆同时夹攻之战略，自始不变。”“然英国人收复缅甸，本自有其时期与方略……英国宁愿以自力收复缅甸之一部，而不愿以中国之兵力收复缅甸之全部。”怎么办？史迪威再次陷入进退维谷之中，遂发出这样的喟叹：
“引导两个国家一致对付日本绝非易事！”
史迪威为了完成所谓的中缅印战区的战斗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一雪缅战失败的耻辱，只好忍辱负重，甘愿身受中英两国的夹板气，再次奔波于重庆、新德里之间，竭力说服蒋介石和韦唯尔同意他的收复全缅甸的战略计划。但是，这位“尖刻的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爱以形象的比喻发牢骚。请看他说的这段牢骚话。
“活见鬼，我成了一名听差了，我跑到重庆拉拉委员长的袖子，告诉他最好南下向萨尔温江进攻，因为英国人正计划从南面攻入缅甸……如果英国人单独占领了缅甸，中国人可就无地自容了。接着，我又飞到印度，拉拉阿奇（韦唯尔）的袖子说，委员长正准备南下萨尔温江，你们最好也迅速采取行动，如果中国部队真的大胆地挥师南下，而你们却仍按兵不动，你们英国人没有尽到白人的义务，往后的日子可难过了。”
在这期间，史迪威诚如他的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像蟋蟀那样到处跳……什么事都要管”。就在他往返重庆、新德里“扯袖子”的过程中，他还挤时间经常到拉姆加尔训练基地，和负责训练的孙立人、廖耀湘共同制订计划，“视察驾驶员训练队、军乐队、医院和靶场。史迪威为自己能再次从事训练部队的工作感到十分愉快”。
史迪威利用重大节日之庆典——尤其是孙中山先生的诞辰纪念仪式，“站在中国国旗下，向中国部队发表演说。他用汉语向士兵们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给他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为使讲演更加富有色彩，恰当地引用了中国典故。在说到效忠国家时，他列举了宋朝大将岳飞抗击入侵金兵的例子。他还讲了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不忘失败的耻辱的故事。他告诉部队，他代表的是蒋介石。他们必须英勇战斗，否则他就有负重托，无颜见使他获得荣誉的委员长。他提醒中国士兵们应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他叫他们不必为武器和装备担心，他会亲自保证部队得到与日军同样精良的装备”。他看着这些在拉姆加尔训练的可爱的孩子们，真是打心里高兴极了。为此，他曾写信告诉自己的妻子：
我们给中国军队开办的训练学校十分气派。学生们学得很快。他们吃得很好，医疗上得到关心，教学也有实效，他们还拿到了军饷，可以看电影、进行田径锻炼，等等。他们喜欢这些；你知道，中国军队从未受到过如此的待遇。他们会是好样的。
总之，史迪威的“议事表中满满地排着兵站、交通管制、医疗卫生、通讯与工程保障，以及从蚊帐到榴弹炮等各类问题。在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参谋人员已经和中国作战处共同确定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整编团所需的人员和装备的详细数字，以及每种装备占租借物资的确切比率”。据计算，必须每月经由驼峰空运四千三百吨物资，方可满足在云南整训的Y军三十个师的需要。
结果，由于占用陈纳德将军的装运燃料油的货舱容积，因而遭到自以为获得总统特使威尔基支持的陈纳德的反对。
在史迪威的心目中，陈纳德依旧是一个不守纪律、爱虚荣的部下，他从未把他看成是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所以，当史迪威收到陈纳德的抗议书后，冷漠地笑了笑，拿起笔就在抗议书上批了这段文字：
陈纳德总是像鸭子那样咯咯地叫个不停，真碍人手脚。他对比斯尔仍然耿耿于怀。我要他住嘴。执行命令。
另外，史迪威似乎生来就和政客、官僚、喝兵血的高级将官无法共事。就在他往返穿梭“扯袖子”和监督整训部队的过程中，他和他的中国副手罗卓英闹翻了。原因是极其简单的：按照国民党的军队传统，军饷交由主管首长分发，而分管这件事的最高长官罗卓英不思改进，按照以往的规矩办理。不久，史迪威听说罗卓英及其属下克扣士兵的军饷，他怒不可遏地质问罗卓英，并擅自决定改变以往的规矩，要当面把军饷发到每一个士兵的手里。这样一来，士兵高兴了，罗卓英等就丢了面子，由此和史迪威产生矛盾，甚至怠工。史迪威整理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控告到了蒋介石那里，并强烈要求撤换罗卓英。
蒋介石虽然也是一位刚愎自用的军事家，但他决不像史迪威那样没有城府，把心存的大小事都挂在脸上，把一切心里的话都放在嘴上。有时，他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还违心地赔着笑脸说相反的话，直到他认识到应该“揭锅”的时候，方才翻脸、摊牌，甚至搞突然袭击，置对手于死地。再者，为了某种所谓最大的利益，他也可以随意地放弃局部的利益，或采用变通的手法弥补有意失去的局部利益。这就是蒋介石口中的“韬光养晦”。
史迪威并不完全了解蒋介石自中国传统中承继下来的这套治国之策和用人之道，他从不认为蒋介石“弃卒保车”甚至“遣卒保车”是一种对付他乃至于美国政府的手段。相反，他却认为这是自己坚持原则的结果，有时还视为正义战胜邪恶的必然。这就是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真正区别，这也决定了史迪威无论由谁支持，最终必然败在蒋介石的手下。
史迪威提出了撤换罗卓英的要求，以为还会像当年排除杜聿明那样难，出乎他所料的是蒋介石当即允诺。更令史迪威震惊的是，他久已想获得师团干部的任命和裁撤权，这次蒋介石也欣然同意了。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这则日记：
报告与韦唯尔开过的会议情况。一系列的惊讶。一、我可以随时撤罗的职。蒋介石对此作了重复。二、在做准备工作时我可以对长官部下命令。三、蒋介石将在云南一侧部署十五个师，这还不包括印度支那边境上的防御力量，对缅甸的进攻准备工作将于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四、他将为此配备尽可能多的炮兵部队。五、夫人建议我来挑选作战的师团和任命指挥将领……蒋介石同意。六、我来指挥中国驻印军。……七、联合指挥。我的建议——蒋介石指挥。不，他不愿意。那么他能否接受和派我以参谋长身份代替？不可，我告诉他们韦唯尔不会接受。哦，蒋介石说，组成一个参谋部——一个英国佬、一个美国人、一个中国人，把我放在前边。不可，还是因为韦唯尔。我说，如果斯利姆来指挥英国佬就妙极了。
“花生米”说，“海空控制权一定要有保证”，否则他就不行动。
总算有了些进展，如果他们的想法同所说的一样。好极了。这是我们向前迈出的最大的一步。
史迪威并不知道这“前进”的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他竟然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是刚刚回国述职的宋子文在起作用？还是“我列出的必备之事是否吓坏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然已谈论过，因此才建议撤下罗（卓英），代之以一个军衔略低但更多地懂得现代武器的人”。
史迪威是起绰号的能手，但唯一没有享受此“殊荣”的是宋子文。仅从这一点上看，史迪威对宋子文的印象不坏。尤其是宋子文回国述职给他带来的两件礼品——手表和打火机令他格外喜爱。但令他感到更为舒服、顺耳的却是宋子文的这段话：
“我为什么送给您这样两件小礼品呢？因将军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是时间，我希望您能戴着这块表争分夺秒收复缅甸；将军毕竟临近花甲之年，指挥打仗累了的时候，用我送的打火机点燃雪茄吸上几口，解解乏。”
就在史迪威和宋子文愉快相见不久，他的小儿子约瑟夫。W。史迪威和女婿欧内斯特。伊斯特布鲁克上校来到了他的身边供职。这对身在异国迭遭创伤的史迪威将军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上最大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