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太阳社中的蒋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余名党员编为两个党小组。由二创造社和太阳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带，很多文化人一包括鲁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区委遂将这三个党小组编为第三街道支部，潘汉年出任支部书记。公平地说，时年只有二十二岁的潘汉年能把这几十位党员团结在一起，并较好地完成上级交给的有关工作，这个支部书记当的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着，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富春同志有意重任潘汉年。
早在潘汉年在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的时候，李富存同志在南昌任第二军党代表，在党内则是南昌军委书记。那时，李富春同志不仅和潘汉年时相过从，而且还高度地评价了《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富春同志出任江苏省委书记，由于当时的上海是在江苏省委的管辖之内，李富春同志对潘汉年所领导的第三街道支部的工作是知道的。不久，“区委觉得他们领导文化工作有困难”，李富春同志遂决定收归省委领导，并把第三街道支部改为文化支部，仍白潘汉年担任支部书记。从此，潘汉年在李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负责沟通同文化界各方而的组织及成员之间的联系，以贯彻党的思想文化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久，李富春同志狠据上海文艺界形势的发展，决定在省委宣传部下面成立一个文化党组，并指定潘汉年为文化党组书记，全面担负起团结和领睁左翼文化界的重任。诚如史家所评说的那样：“作为第一任党组书记的潘汉年，曾多次召集会议，研究工作，开创厂左翼文化工作的新面貌。”
正当潘汉年在政治上飞速发展的时候，他个人的家庭生活却是非常失败的，使他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中！由于潘汉年这种不幸的家庭生活，儿乎影响着他的前半生一一并由此引发出了未来和董慧同志长达数年的爱情纠葛，很有必要对潘汉年的家庭生活作一简介：
潘汉年的元配夫人是许玉文。是在潘十八岁那年由毋亲作主结婚的。潘汉年是在“五四”风潮影响下步入文坛，而后又投笔从戎、弃文从政，很快又成为我党30年代闻名上海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不仅有着远大的革命志向，有着超乎常人的组织能力，而且一直崇尚个性解放，并极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的伴侣，绝不是许玉文这样封闭的农村妇女。因此，从他结婚伊始就埋下了难以为继的悲剧种子。
许玉文也深知潘汉年不爱她。但她是在传统的东方道德中长大的，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的封建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为一个女人如何获得情感的需要和解脱呢？唯有在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汉年寻衅和渲泄。这样，就必然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恶性循环。就在他们结婚不久，潘汉年把许玉文带到上海的时期，他们之间就吵得不可开交了。对此，沈松泉先生作了如下记述：
潘汉年在宜兴的夫人也来到上海，他们夫妇住在海宁路附近一条里弄内。不知为什么他们夫妇俩经常吵架，我记得有一次他的夫人还跟踪潘汉年闹到尤华书局来，还有一次我曾去他们家劝架，一对年轻夫妇，经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辜。
诚如前文所述：潘汉年是受“五四”风潮的影响，从封建家庭的束缚下杀入社会的。因此，他的思想和情感无不打上这一特定的时代的印记。他一方面有着向封建堡垒宣战的大无畏的勇气，另一方面又很难和传统的伦理道德一刀两断。反映在他和元配夫人许玉文的身上，也必然是双重的人格：他一面不爱这位没有情感做基础的妻子；他另一面作为孝子又不敢悖逆母命，断然和妻子离婚。其精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随着他的学识的增长，地位的升迁，其精神是会越来越痛苦的！
然而，潘汉年作为一个矢志向前走去的革命者，他虽然从形式上难以割舍由母亲包办的这桩婚事，但他的灵魂必然是本能地要匕离自己的躯壳，寻求一种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时人－一龙其是姚蓬子对潘汉年的私生活颇多微词，也就是他的妻子许玉文“跟踪潘汉年闹到光华书局来”的所在。
这时的潘汉年有没有婚外恋呢？至今尚未查到有关这方面的证据。但是，远在他初到上海谋生的时期，就有精神中的恋人了。对此，尹棋先生在其专著中作了如下记述：
这一年的初夏，潘汉年得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北京。原因是他的一个表妹中学毕业了，要到北京去考学校。姑母不放心年轻的女孩单身远行，便写信让潘汉年送她去北京。潘汉年向中华书局临时请了半个月假，专程伴送表妹赴京。这是一件使潘汉年很高兴的率，也是他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直到他晚年身处逆境时，还没有忘却他最早所经历的这一次初恋的浪漫故事。原来他同这位表妹自小就熟悉要好，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虽然潘汉年遵母命结了婚，但在感情上一直恋着这位表妹。在潘汉年离开宜兴到上海来之后，他和这位表妹仍有不断的书信往来，互相倾述心情和情思。……他把她送到北京后又在那里倍伴着玩了一些日子，他们几乎是形影不离，仰卿我我，如痴如迷。但这只是他们追求的一种单纯的所谓精神恋爱，事实上都还受着家庭、才L教的管末，不过是一种明知不可为的暂时陶醉罢了。
这就是潘汉年的性格：一方面，他有着和敌人抗争到底的气魄和聪明；另一方，他又没有和自己灵魂深处的传统道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更为严重的是，他并没有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磨掉性格中的软弱方面，相反，随着他的地位的改变，这种软弱的性格又被他自己巧妙地保护起来，尤其是在对待自己一作中的失误－一如在别人有意整他而施加压力时，他就会“产生瞻首顾后，甚至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委屈求全”了。由于潘汉年这种性格悲剧的发展，必然导致r他家庭悲剧的发生；加之时代悲剧的推衍，终于导致了潘汉年的政治悲剧。此乃后话，留在下文详述。
潘汉年在这种双重性格的支配下生活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党交给的工作中去，同时，他又借用小说的形式抒发自己情感深处的痛苦。他在这一时期写过不少小说，但他自己很喜欢其中两个短篇：《离婚》和《求爱》。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以及小说主人公的情调，不难发现潘汉年的元配夫人许玉文和他小表妹的影子。难怪他当时的文友直言不讳地说：“后来光华书局出版了潘汉年的一本小说集《离婚》，恐怕主要就是写他自己的事。”
潘汉年为了填补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痛苦，他把本来应属于自己感情生活的时间和精力，全部用在了写作和工作上。
在这期间，令潘汉年伤痛的事实在是太多了卫尤其是他看到昔日的战友消极了，叛变了，或充当了反动当局的走狗从事攻击共产党人的工作，他内心的伤痛是难以言谕的。例如“创造社的小伙计”之一的周毓英投奔了张资平，并在《乐群月刊》七发表《忠诚的批判》，大骂共产党人是“内奸”，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是由外面冲进中国的。而这时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也日趋尖锐、对立，各种思潮沦点风起文坛，一时好不热闹。他既为了回击曾是文友的周毓英的进攻，同时也为了阐述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关系，在他和叶灵凤合编的《现代小说》第三卷四期上，发表了《内奸与周毓英》一文，写下了这段文字：
假如中国本身的经济社会没有变革的必然性，是不会产生革命的浪潮，现在中国产生无产阶级解放的革命运动，他的动力不是外国“冲进”来的，是中国的现存生产关系，对于无产阶级的生产力，起了不可抑止的冲突，遂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因为这一关系，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不可免的要反映到文艺上，于是不可免的产生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
这时的创造社和太阳社的骨干成员，都是一些共产党人，并在潘汉年这位文委书记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自然，也包括了和鲁迅、茅盾等有关革命文学的论战。加之，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瞿秋白、李立三等人相继推行左倾盲动主义，不仅使得中国革命遭受更大的挫折，而且打击报复、宗派主义也开始抬头。这必然也要影响到革命文艺运动的正常开展。潘汉年历经深思熟虑，实事求是地指出：“在目前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状态中，自然不免有许多错误及不正确的倾向，确是很要以批评的手段来指摘这些倾向”。同时，他还明确地指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的批判。”很明显，潘汉年又走在了左翼文化人的前面。
潘汉年敏锐的思想和组织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负责人所了解。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属江苏省委宣传部的文化党组划归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仍由潘汉年担任党组书记。也就是从这时起，“潘汉年的组织关系转到了中央的一个直属支部。他的生活费用也改由组织直接供给，从而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职业革命者。”
越年―1929年，六大以后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他根据形势的发展，遂将隶属宣传部的文化党组扩大为“文化工作委员会”，依然任命潘汉年为“文委”第一任书记。
时年不足二卜四岁的潘汉年，肩负着党的文化工作的重任，这足以证明党对他寄予了很大期望。对此，他深感责任重大，不敢有半点骄傲和虚饰。正当他以“正确的客观批判”态度进行自我批，并思索和鲁迅先生这场有关革命文学论争的失误的时候，李富春同志告诉潘汉年：中共中央准备过问文艺，请他先做必要的情况汇报。
潘汉年感到党的文化工作将有重大变化，遂又以极大的热情：迎接这一重大变化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