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刘鼎原是陈赓同志的助手。对上海具体的敌情是比较熟悉的。他向潘汉年详细介绍了国民党设在上海有关的敌特机关以后，他们一致认为应当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或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中，选一名专任破坏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死硬分子开刀。但具体是谁，需侯调查研究以后再定。
事有凑巧，刘鼎一天来到南京路上，在一家照相馆橱窗内，意外地看见一张淞沪警备司令部官员们的合影。他留意每一位官员的“尊容”，没有一个是他认得的。当他的视线移到站在后排的一位官员的面孔时，他下意识地一怔，再仔细一打量，暗自惊喜地说：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他二”
这人叫王斌，是淞沪普备司令部的现任督察长。那时，国民党当局不能在租界中随意捕人，因此，中共领导人士多数住在租界里。一旦国民党当局发现了我党设在租界中的机关或中共要人，都必须向上海租界的总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再办理引渡手续。而王斌就是专门负责办理交涉引渡的承办人。因此，刘鼎向潘汉年汇报之后，建议重组的特科第一个突击行动，寻机镇压王斌。
潘汉年是位有头脑的干才，他填密地研究了镇压王斌可能引起的社会反响，遂同意了刘鼎的建议，并立即向陈云、康生报告。他们三人慎重研究，认为可行，施即报请中央同意。之后，他们又讨论、研究了具体执行计划和人员分工。此次突击行功由康生负总责，潘汉年分竹的二科负责查明王斌起居的地点、时间、路线，以及喜爱乘什么车等。为了使执行人员能准确无误地完成任务，潘汉年还必须搞到能辨认王斌的照片。
潘汉年刚刚接受情报工作，一切都十分生疏，想获知这些情况谈何容易！刘鼎虽系原来特科的情报人员，但因分工的关系，也只是一般地知道姓名，职务而已，至于这位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督察长的具体行止、日常生活习惯也是不甚了了。再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和淞沪警备司令部有关系的情报人员，业已奉命转移；现存的情报网系中，竟然连一个熟悉王斌的人都没有，因此，想查明王斌的居住地让、出入路线及其他每天必去的JL个场所，那真是比大海捞针还难！
潘汉年是从不向困难低头的，这是他事业能够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他挖空心思，寻觅办法。最后，他希望能从上海通用的电话薄中找到王斌的名字，然后再通过巧妙的电话联系获知一切。可是当他打开电话薄以后方才想起，那时．上海许多人家的私人电话只注明X宅，绝不披露真实姓名，更何况像督察长王斌这样的人物呢！他在电话薄上至多登记“王宅”。或“王公馆”。他粗粗统计了一，电话薄中注明“王宅”、“王公馆”的户头竟多达数一百户，遂只好叹而摇首，放弃了这一作法。
潘汉年决不肯认输，他又另辟新途，独自苦思冥想，希望能从和督察长有关系的人和事方面打开缺口。或许是老天不负有心人吧！他终于由国民党当局查禁革命的期刊书报，想起了上海有关的书局经理为了活路，经常联合宴请警备司令部的事情。进而又由此想到和自己关系较密的光华书局的老板张静庐、沈松泉。最后，果真由张、沈二位老板的n中，探知了王斌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同时，他还获知王斌早出晚归，并无定时，因为他每天下班以后，晚上常去法租界xx路一家妓院，在那里和其党徒们接洽工作及纳贿受贿。
潘汉年由此入手，很快侦知了王斌出入的路线和乘坐的包车―上海时兴的那种人拉的黄包车。最后，他把所侦知的一切，包括设法翻拍的数张王斌的照片，一起交由康生负责的三科去执行。
三科有关人员又经过填慎侦察，选定在英、法租界毗连处的龙门路上实施全部计划。一天中午，身着西装的王斌坐在黄包车上，若无其事地翘着二郎腿，刁着进口的雪茄，穿行在狭窄而又喧嚣的街头上。黄包车刚刚进入龙门路，“呼”的一声枪响，王斌当即死在了黄包车上。而三科中执行任务的狙击手，趁着碎起的一片混乱，安全地转移了。
自然，上海当天的晚报、次日的晨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特号新闻。除去记者那职业性的笔底生花之外，街头巷尾的口头文学则更是添枝加叶，有关王斌之死的经过，很快又有数个版本传播在百姓中！
王斌被杀，以及有关王斌被杀的神乎其神的种种传闻，对巡捕房中的高级华人侦探，对淞沪警备司令部中的职业特工和共产党的叛徒，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震慑。自然，也就收到了灭敌人之志气，长共产党人之威风的一石二鸟之效！
潘汉年通过组织实施镇压王斌的行动计划，深深感到必须在敌人营垒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情报网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有效地处决顽固不化的敌人，也才能有效地营救落入敌人手中的同志。换言之，在敌人的核心机构中必须有我们可靠的耳目。
潘汉年虽说才转入情报战线，但他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常识性的规律。他知道若想在敌人核心机构中安有我们的耳目，途经之一就是利用反动当局的上层社会关系，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的核心机构中去。如钱壮飞、李克农等同志那样，经办敌人的核心机密大事；途经之二是利用各种手段－一主要是利用金钱收买和政治利害相威逼，把直接和间接参与敌人核心机密的人员拉过来，向我们提供重要的情报。潘汉年和刘鼎同志相议多时，认为由于顾顺章才叛变不久，把我们的同志打入敌核心机构，并能亲自经办核心机密的可能性很小。目前，只有把目标选在将敌人核心机构中的办事人员拉出来，并能在较短的时间内为我服务这点上。
潘汉年清楚地知道：选定了在敌人核心机构设耳目的方向以后，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就是选择敌人的核心机构。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当局有两大机构是对付共产党的。其一是国民党的反共心脏一一上海市党部组织部，是一个专门侦察和破坏地下革命组织的特务机构。自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对革命组织内部的变节分子、动摇分子，采用拉出来再打进去的办法，充当他们设在党的组织中的“内线”人物，达到诱捕中共领袖人物和破坏革命组织的目的。其二是设在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巡捕房。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大多设在租界里，而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基本上住在租界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妄想破获我设在租界中的地下革命组织，或逮捕已为他们所掌握的中共要人，必须通过公共租界巡捕房执行，然后再引渡给他们。假如在以上两个机构中设有我们的耳目，不仅能开辟新的情报来源，而且还能及时掌握这两个机构破坏革命组织、捕人、引渡等各项机密情报。
然而，在这种高度机密的特务机构中寻找我们的代理人，是何等的难啊！现以吴汉棋、赵子柏为例加以说明：
吴汉棋早年参加北伐，是普通的政治人员。由于工作的关系，吴和潘汉年相识。同时，他还认识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而今又给潘汉年当秘书的欧阳新同志。大革命失败以后，他投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惺亚手下效力，充当情报人员。他除去搜集中共方面的情报外，也搜集所谓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情报。这时，潘汉年暂时尚未选准上海国民党市党部的耳目人选，想先从上海市社会局找到缺n，打开门路，进而再扩大到其他的国民党机构。因此，他想利用吴汉祺。但他知道吴清楚自己是中共要人的背景，不便和吴直接打交道。遂和秘书欧阳新商议：
“你知道吴汉棋现在的政治身份吗？”
“知道。他是吴惺亚手下的情报人员，是个坚定的反共分子。”
“他知道你的真实政治身份吗？”
“我想他是不知道的，因为那时我是外交部长陈友仁的翻译。”
“近儿年以来，你和他打过交道吗？”
“没有。”欧阳新想了想，遂又解释，“他们风传陈友仁等人组织中国社会民主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怕他们顺藤摸瓜，把我也当成中国社会民主党人抓起来，所以，我有意回避和他见面。”
潘汉年听了这个情况以后，整眉凝思了片刻，他一挥右手，果断地说：
“我看就给他来个将计就计！请你以所谓的中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的身份去见吴汉祺，先把他变成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情报人员，然后再设法变成我们的耳目。”
欧阳新同意先和吴汉棋恢复交往，从旁探测吴可否为我所用。
接着，潘汉年又帮欧阳新研究了争取吴汉棋为我所用的步骤和计划。
欧川新通过关系，很快和吴汉祺接匕犷头，并在一家一分考究的西式餐厅的包间见了面。欧阳新有意奉承地说道：
“别汁，当刮目相待，听说吴老弟在吴惺亚局长的门混得不错啊！”
“那里，那里……我只是在吴局长的门下当差混碗饭吃。”吴汉祺也不是省油的灯，遂又借此话题有意地间：“欧阳兄一向是官运亨通的，你这位当年陈外交部长的翻译，这儿年一定又有高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