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出潘汉年所料的是他对向忠发一案结束审讯的理解错了。很快，他收到了来自中央保卫机关从其他渠道收集到的情报：向忠发已经在警备司令部被抢杀。他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听到向忠发被枪杀的消息之后，他的内心真是悲痛极了！就在这短短的瞬间，他回忆了自己和向忠发的交往，以及向忠发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向从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步一步地成长为党的总书记―尽管这其中有共产国际倡行“血统论”在起作用，也足以说明向忠发的革命觉悟和历史作用，虽说他很不满意向忠发的政治地位改变之后，生活作风逐渐开始腐化，并导致自己的被捕和枪杀，可他在这种时刻，役有再想向忠发的过失，而是自责为什么没想到向忠发在外夜宿而不归呢？如果有预防的措施，也不会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他很快从沉痛的回忆和自责中解脱出来，擦去渐渐溢出的悲愤的泪水，缓缓地坐在桌前，提笔展纸，准备起草中央通知：白区和根据地苏维埃，都要隆重悼念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同志遇难！
这时，周恩来的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迷团：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什么会这样快地处决向忠发呢？就其常规而言，警备司令熊式辉是无权处决向忠发这样地位的中共要人的。如果说熊式辉是奉命行事，那一定是蒋介石下的命令，可蒋又为什么如此快地卜决心处决向忠发呢？蒋处决向忠发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他百思不得一解。但他清楚地知道：解开这迷团的钥匙，唯有尽快见到审讯向忠发的记录。他严令潘汉年：不惜一切手段，尽快搞到这份审讯记录1
潘汉年完全明析周恩来同志要这份审讯记录的目的，而且他事先也做了布置。但是，他知道像这样的审讯记录是锁在警备司令部保险框中的，决不是姓徐的翻译的长兄―一个警备司令部的总务处长所能拿得出来的。而他刚刚接手情报工作尚不满两个月，又没有掌管保险框钥匙的内线，想从警备司令部保险框中取出这份审讯记录，真是比登天还难！
潘汉年左思右想，唯有利用吴汉祺和他的姓徐的翻译朋友一途，而办法也只有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他和欧阳新经过填密的研究，在付给吴。徐二人应得的酬金的同时，要他们尽快地搞到向忠发的供词以及其他的资料，答应付给高额巨酬。
俗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上树。吴、徐二人为了得到这笔高额巨酬，他们通过各种关系，终于找到了保管向忠发供词的文书，几经客套，遂进入了实际性的谈判：
“你只要把这份审讯供词抄一份给我们，就能得到享受几年的赏金。”
“可一旦败露出去，这笔赏金捞不到，我的脑袋还得要搬家。”
“决不会败露出去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能说出去呢？
“不，不行……”
“怎么不行？痛快点，出个价吧！”
“不能低－千元。”
“行！事成之后，一分钱也少不了你的。”
“不行，我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潘汉年毫不犹豫地给了他们一千元，并声称拿到这份审讯供之后，他们二人的酬金照付。
在钱的作用之下，潘汉年很快收到了抄出来的全部供词，令他震愕吃惊的是：向忠发被捕以后很快就叛变了，并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党的机关，以及他暂住周恩来同志家的地址。他知道这又是一个千钧之时，急忙把这一消息报告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
与此同时。周恩来通过另外的渠道，获悉了向忠发已经叛变的消息。另外，他还获知由于向忠发的叛变，任弼时同志的夫人陈琼英同志、向忠发的小老婆杨淑珍以及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张月霞、张纪思、苏才等同志相继被捕。接着，周恩来亲自审阅了潘汉年转来的向忠发叛变的口供抄件，他认为这份供词中所提供的有关的中央核心机密，除时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少数人知道以斌敌人是不可能掌握这些材料的；类似像中央新改组的保卫机关的人员组成这种绝密消息，也只有向忠发少数几个人知道；至于供词中说的向忠发暂居周恩来的临时住处的地址，也只有向忠发一人知道。因此，周恩来肯定了向忠发被捕叛变的‘事实。
周恩来同志是一位善于吸取卿训的政治家。他从向忠发被捕叛变又想到了顾顺章变节投敌。他禁不住地暗然自间：“中华民族一向崇尚气节，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反倒在敌人面前乞降？”他不停地自问着，默默地沉思着，终于从顾顺章、向忠发生活腐化、贪图女色找到了答案：共产党人一旦从生活上打开了缺口，思想必然会跌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去。为此，他不仅一再要求自己，而且还要求同志们―尤其是要求潘汉年所领导的情报人员，严以律已，努力学习，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
周恩来很快变悲痛为愤怒，他再次坐到桌前，提笔展纸，起草文件，通知全党：立即停止举行追悼向忠发的一切活动！
周恩来同志的心是细微的，他的行为不仅要为党负责，而且还要对同志和对自己负责。他已经确认向忠发叛变无疑，可他依然无法解释：既然敌人知道了向忠发已经叛变，为什么还要枪毙他呢？如果让他公开登报自首，其政治影响不更大吗？由此，他又自我怀疑：敌人会不会通过制造假口供―尽管他已经否决了这种可能，达到动摇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决心呢？为了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也为了不冤枉任何一个人的历史功罪，他再次严肃地指示潘汉年：必须查清敌人处决已经叛变投敌的向忠发的原因。
潘汉年很快通过吴汉棋，从姓徐的翻译的兄长―警备司令部中的总务处长那儿获得了向忠发被处决的确切情报：
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电告蒋介石的时候，向忠发尚未叛变。蒋介石依据过去的经验，认为共党的总书记决无叛变的可能。故当即电告熊式辉：“就地秘密枪决。”向忠发叛变投降以后，熊式辉没有再告蒋介石，遂按蒋的电示执行了。另外，熊式辉在国民党的派系中隶属政学系，和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矛盾较大，三次会审向忠发，竟然不让CC系的特务参加，自然，向忠发叛变的供词，也就密而不告CC组织。多年之后，CC系的人还编织了如下的谎言：
共匪方面怕向被捕后泄密，就活动收买了一个有权无能的司法官，趁中央命令尚未下达的时候，便执行了死刑，把向忠发枪决了。
由于向忠发被处决的十分突然，再加．上敌人事后欲盖弥彰的谎言流传于世，我们内部也有少数同志怀疑向忠发是否叛变。对此，当事人邓颖超同志、任弼时的夫人陈珠英同志等人都写了专文，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向忠发的确是叛变投敌了。此乃后话，略。
潘汉年在办理向忠发事件的全过程中，他不仅学到了周恩来同志处变不惊、指挥若定的大将之风，而且也亲自看到了周恩来同志待人处事的严谨品格。同时，他还从周从恩来同志无声的身教中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绝不允许由于自己的不慎和疏漏，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给同志的政治生命增加污点。在今后二十多年的实际工作中，他始终以周恩来同志的作风和品格要求自己，使自己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还赢得了同志们的信赖和爱戴。这就是潘汉年风志的美德所在
潘汉年作为特科的负责人，自然知道敌人利用顾顺章和向忠发这两个叛徒的目的之一，就是想抓到周恩来同志。换言之，周恩来同志留居上海是最危险的。为此，他通过不同渠道多次向中央建议：周恩来同志必须从上海尽快撤退，转移到中央苏区去工作。但是，周恩来总是以大局为重，继续参与领导处于革命低潮的中央度过难关，并使新组建的中央保卫机关步入正规，能独立担负起保卫党中央安全的重任。是年12月，周恩来同志偕邓颖超同志终于要从上海撤退了，行前他再三叮嘱保卫机关要扩大白己的情报网系，增加设在敌人心脏的耳目，为确保党中央的决策和安全作出贡献。
这也就是潘汉年下一阶段工作的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