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莫斯科
1936年2月的莫斯科四处皆白，完全是雪的天下。偶而吹来一阵寒风，覆盖在一幢幢高插入云的塔形建筑上的雪被，碎然之间被风掀起，大小不等的雪片，冰碴纷纷扬扬地飘，宛似天女撒下的银色花片，煞是壮观，好看
莫斯科火车站是十分热闹的，来自东方和西方不同肤色的旅客出出进进，把站前广场上的积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经失去了洁净的本色，很像是一条洁白干净的大床单，踩上了无数个脚印一样。它无力地承受着千脚踩、万脚踏的沉重负荷，发出杂乱的“喀嚓，喀嚓……”的痛苦的呻吟声。可它唯一报复旅客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冻得抄手缩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当众出丑，摔他们个仰面朝天夕
随着不算太多的进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着高级海獭皮帽，穿着狐皮大衣的中国人穿过候车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二的手表，为抗御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顷，扩音器中传出了女播音员的亲切的话声：“接站的同志、先生、女士们：请注意，由法兰西驶来的客车就要进站了！……”这位接站的中国人驻步倾听，从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语太差，听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一侯结束，他从容地放下遮住面颊的狐皮衣领，我们方才认出：
“啊！他就是潘汉年。”
潘汉年于1933年夏撤离上海之后，安全地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一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中央局宣传部长和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在1934年前后他两次被派为中央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的代表，一次去福建，与蔡廷错领导的十九路军谈判并签订停战抗日协定；一次去广东，与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的代表进行停战谈判，为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作出贡献。这两次任务都是重要的，因为当时蒋介石军队已经包围了整个江西苏区，步步为营。但是由于王明路线和共产国际顾间李德都不赞成谈判，所以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纠正党的错误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军事和政治的领导地位。会议完毕后，潘汉年同志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进行联络。据潘汉年同志和我（李一氓）说，由于路不熟，话不通，旅行是困难的。当时就由红军逮捕了一个贩卖鸦片的商人，和潘汉年同志一同关在监狱里，由潘帮助同时释放，这样才由贵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苏联船，到达莫斯科。”
当时的莫斯科，云集着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以外，还有曾三、孔原、饶漱石、李立三、滕代远等人。就说当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欧阳新、吴克坚等战友也来到了莫斯科。所以，这对第一次出国的潘汉年而言，有着一种到了家的亲切感。他向远离中国革命中心的同志们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是有关红军长征的情况。接着，他又向王明和康生报告了这次苏联之行的缘起和目的。同时，还如实地转述了张闻天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他的谈话：
“中央研究决定，让你和陈云同志一起离开部队到白区去，在上海长期埋伏，并设法打通上海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现在和国际的联系电台早已中断了。你知道，我们同国际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你们如在上海联系不上，就得设法到莫斯科去。总之，应当尽快地和国际打通联络线，向国际报告遵义会议的结果以及红军的情况。”
潘汉年于9月中下旬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已经结束。由吴玉章同志推动，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业已于8月1日公开发表，这就是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潘汉年完成汇报任务之后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关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着，他一边在苏联参观学习，一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中去了。
这天清晨，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有关部门通知潘汉年：一位绕道法国来莫斯科的同志，将于今天乘火车到达，请他到车站迎接。他听后暗暗自问：
“这位来自国内的同志是谁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响，创建上海世界语学会；五四运动之后，又和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积极推进新文学运动；“五姗惨案”之后，他编辑出版《公理日报》，通过撰写《五姗运动纪实》一文，抨击帝国主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起草发表抗议国民党当局的公开信。随后，在通缉声中流亡法国，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学习，开始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1931年回国，主编《东方杂志》，并同邹韬奋共同主编《生活周刊》。不久，应鲁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胡愈之入党后，借从事救国会的活动，负责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由《闲话皇帝》一文，引发出震惊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过探望狱中的杜重远先生，进而协助杜先生做东北军人士的工作、从旁争取张学良将军联共抗日，并取得了成果。他认为应该尽快把张学良决心抗日的情况向党中央报告。但由几上海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遂决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领导他的宣侠文同志。
宣侠文同志是吉鸿昌烈士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华南工委书记。他听了胡愈之同志的报告，感到事关重大，也认为应尽快报告给党中央。这时的华南工委和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只有通过法国巴黎的《救国时报》，才能与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闭联系。所以，宣侠文同志决定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汇报。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华侨商人，搭日本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国时报》负责人吴玉章同志的帮助，替胡办了去莫斯科的签证。诚如胡愈之同志所记：“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厂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却是潘汉年同志。”
潘汉年早在“自称创造社的小伙计”的时代，就认识这位长自己整整十岁的学者胡愈之。后来又在特科间接共事，并由张庆孚同志介绍胡愈之为特殊―对内外都保密的党员。因而，他们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车站相遇，真是大有“他乡遇故知，不亲也是亲”的兴奋感。接着，潘汉年把胡愈之带到事先联系好的旅馆，安排好住处，方客气地说道：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帮忙做些什么，请尽管说好了。”
胡愈之觉得潘汉年还是那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格守着敬长尊贤的古风，心中生起一股热乎乎的暖流。他可能是急于向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报告，忙说道：
“我把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写在了我穿的衬衫上，赶快显影出来，处我转给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黄人。”
胡愈之边说边脱下大衣，遂又把贴身的衬衫脱下来，双一手交给厂潘汉年。
对潘汉年来说，配制显影药水真可谓是行家里手。他很快在脸盆中弄好显影液，把写有详细报告的衬衫放进脸盆中，奇怪的是怎么也显影不出来。胡愈之一看急得习惯地叫了一声“小开！”遂又说道：
“这是一份关于张学良将军想联共抗日的报告，十分重要，你看……”
“你就在这儿重新写一份书面报告，我负责给你转送。”
胡愈之沉吟片时，只好整着眉头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道：
“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你如果没有其他急需要办的事情，我就先告辞了。”
“不急嘛，你我分别近三年了……”
“我们会有充足的交谈时间的。”播汉年破例打断了胡愈之热情相留的话语，很是抱歉地说道，“今犬，我还要会见一个重要人物，需要和有关人士商量一下。”
潘汉年要会见的重要人物是谁呢？他是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的武官邓文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