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向红军提供相应的根据地及必要的武器装备和补给；
4，释放在押共产党人，停止迫害国统区共产党人。
根据中共中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的要求，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希望国民党能有新的转变，还提出两党代表进行重新合作的具体实际的谈判的建议。这份文件是公开阐明我党主张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正式文件。”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中共中央于9月1日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杭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
在我党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过渡的全过程中，潘汉年是一个方面的重要的经历者，他也为以“逼蒋抗日”为契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就其常理而言，中央在确立“逼蒋抗日”的方针过程中，除去张闻天同志外，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应该征询过潘汉年的意见。遗憾的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史料。
说到和国民党举行新的一轮谈判，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和以往所不同的是，我方的谈判基调由“反蒋抗日”，完全变成了“通蒋抗日”。也就是在中共中央于8月25日发布《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的同一天，潘汉年接到了潜回上海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指令，并准备动身离开保安。
事隔两日―8月27日，负责国共谈判的另一名我方代表―张子华同志突然回到保安。在听取了张子华同志的详细汇报后，经中央研究，由周恩来出面和曾养甫或陈立夫举行会谈。为此，周恩来于8月31日执笔给曾养甫写了如下这封信：
养甫兄：
黄兄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
国难危急如此，昨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令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核。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玉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机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11＄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懊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辜，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王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书不尽意，托黄兄面达。专此。顺项时私1
恩来
八月三十一日
周恩来为了表示对国共谈判的真诚之心，翌日——9月1日，又亲自执笔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了如下这封信：叠交两先生：
分手十年，国难日玉，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肾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叶，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使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管，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扰存故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敞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侠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杭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敞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敞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教亡御侮，得锌新径。两先生居责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率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杭日，则民族壁全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的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休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兄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邵言为河汉。
临颖神驰，伫待回教。专此，并项时私
周恩来
九月一号
由于“中共中央决定派张子华（即周恩来信中称谓的黄兄、黄君）返宁，邀请国民党负责人来陕谈判”，遂“又改变派潘出外谈判的计划。9月n日，潘返保参加中共中央重要会议。1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需要说明的是，决定改变潘汉年行踪的是毛泽东同志。他亲自给潘汉年发去专电，指出“南京政府已切实开始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现急需兄去南京并带亲笔信与密码去，谈判方针亦须面告。”
诚如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信所指出的那样：“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姑且不去谈三大主力红军如何才能减少损失，胜利完成会师，就说会师以后的给养―御冬的棉衣也难以在地瘩人穷的陕北得到解决。怎么办呢？唯有求救于张学良将军。几经研究，中央决定应张学良将军的邀请，派遣叶剑英同志去西安，在帮助指导、习11练东北军的同时，和张学良将军谈判三方（含杨虎城将军的西北军）进一步合作事宜。考虑到潘汉年的社会活动能量，以及他随时待命参与国共谈判的现实，决定派他作叶剑英同志的副手，去西安共同完成这一大任。行前，毛泽东同志如电文所示召见了潘汉年。
毛泽东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作用的。但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教训给他的刺激实在是太大了！使他那本来就非常倔强的性格越发地自信起来。那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尤其是由蒋介石去掌握。就说这次改由周恩来出面谈判国共合作的事吧，他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就他的本意而言，他希望陈立夫、曾养甫，或其他国民党大员来陕北谈判，可他一想到蒋介石的为人和性格，又认为蒋绝不会同意这种“移蹲就教”之举。为此，他十分达观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两广事变’就要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了，我看等着蒋某人从南方完全倒出手来以后，他很有可能又要改变对我们的办法，那就是变文谈为武打。对我们继续进行他的军事‘围剿’计划。我的根据是：一，中国有句俗话，叫狗改不了吃屎。蒋某人想消灭我们的本性也是难移的；二，据最新的消息说，他已经决定把和我们举行谈判的大将―就是和‘小开’你进行会谈的曾养甫，调到广州去任市长。这样，身在南国的曾养甫，还能担负起和我们谈判的重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怎么办呢？也只好跟着他蒋某人变，而且力争走到他变的前面。为此，我们决定改派你去西安，先帮助剑英同志开展工作。一旦发生了变化，你立即由西安赶赴上海，继续和张冲、陈立夫的谈判。”
潘汉年是十分敬服毛泽东同志的政治预见的。早在福建事变的时候，他就亲自对出使福建，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的代表潘汉年说：力争和十九路军结成反蒋的统一战线，谓以打破军事“围剿”的同时，扩大红军的力量。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等执行王明的左倾路线，竟然得出十九路军有欺骗性，比国民党军队还坏的结论来。结果，潘汉年这位谈判代表前令后改，失去主张，不仅眼看着福建事变很快失败，而且中央苏区也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在长征路上，潘汉年这位宣传部长亲耳听指战员大发牢骚，骂李德等人瞎指挥，牺牲了几万名优秀的红军指战员；同时，也听到了许多有关毛泽东同志指挥打仗近似神话的传说；遵义会议之后，他又亲自经历了四渡赤水的部分战役，看到了红军变被动挨打为主动进击的作战经过，··…简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毛泽东为自己的领袖是历史的必然，他打心里是赞成的。今天，他又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对形势的分析，真是大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之感。他为了未来更好地完成国共谈判的重任，又请示道：
“在未来的国共谈判中，您对我还有什么特别的指示吗？”
“我不是诸葛亮，因此也没有锦囊妙计给你。”毛泽东风趣地说罢，便转身取来几封预先写好的信，“这是写给宋庆龄诸位先生的信，说不定对你的谈判，能从旁助一臂之力的。”
潘汉年双手接过了这几封沉甸甸的信，遂走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