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毕竟是由艺起家的才子型的职业革命家。他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放弃了文艺创作。或者说是戎马控惚的军旅生活、紧张的情报战线上的复杂斗争，压抑了他的才思和诗兴。而今，他来到了相对安定的淮南根据地，昔日那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渐渐松弛下来。加之根据地中欣欣向荣的大好景象，比较和谐的人际关系，使他本能地和姐魅姐陋横行的汪伪统治下的大上海，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很自然地呼唤他那泯灭已久的文人才气，再次用高扬革命**的诗歌表述自己真挚的感悟。在这期间，他写过不少首古体诗词，其中有不少首在新四军干部中广为传咏。现选抄《无题》和《国破》两首七言绝句如下，读者不仅从中可窥测潘汉年优国忧民的崇高情操，而且也可慧识高超的古诗写作技巧：
无题
遍地烽烟何日休，
云山遥隔几回秋。
窝凤漂泊应同恨，
淮水长流故国愁。
国破
国破家亡不堪忧，
当年好计付东流。
遥望百粤风云急，
落难仃伶能不愁？
与此同时，潘汉年在淮南根据地见到了很多睽违多时的上级、战友和部属，很自然地会畅谈起当年在上海的战斗生活，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斗，以及在长征路上边打边走的往事，使他再次感受到了战友之情的温馨和珍贵。另外，在淮南根据地集聚着一大批自上海撤退至此的作家和艺术家，其中有不少人是他当年受命组织“左联”时期的旧识和文友，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慨。以文会友是我国文坛流下来的传统。复延了才思和诗兴的潘汉年，和这些昔日的战友加文人们的相见和聚会，一定会有即景生情的应醉诗作。其中，他和李一氓同志的唱和之作为最多，尤以《次毗兄中秋一律》这首七言律诗最佳。全诗既有浓郁的诗韵，也写出了他和李二氓同志之间的友情。读者阅罢这首七言律诗，可以看出潘汉年的确具有丰厚的古文造诣：
山河残破忽萍踪，
故国依然明月中。
十载患难凭赤胆，
一年容易又秋风。
星残月落诗兴浅，
漏短寡重酒意浓。
冉冉清风添腊泪，
搜，坏高唱大江东。
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说潘汉年对淮南根据地的了解加深，他发现在这块阳光普照的大地上，依然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他所亲历的王明那一套“左”的东西，还仍旧在根据地某些部门中残存着。更令他愤慨的是，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实际上的党政一把手的饶漱石，在有意利用整风的时机，挑唆部分不明真像的干部，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同志。史家称这次饶整陈的斗争为“黄花塘事件”。为使读者明了“黄花塘事件”的真像，先简介一下建国以后被称为“高饶反党集团”中的主将之一饶漱石。
饶漱石是一位“颇不安分”的机会主义者，有着很强的领袖欲。早在1922年投机参加革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旋于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亡命异乡，先后在英国、法国、苏联留学，后回国在工会系统工作。1935年奉命赴苏联莫斯科，担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第三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王明以及康生等人关系不错。抗战爆发后奉调回国，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不久，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饶漱石曾一度被捕，后又逃出重围。诚如前文所述，他在困境中由潘汉年所安排的交通线，将他和其他一些同志秘密送回苏北根据地。新四军改组令下达以后，饶漱石出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政委奉调回延安以后，他又接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但是，权欲熏心的饶漱石还嫌自己手中的权力不够大，他为了一统淮南根据地党、政、军三权于一身，“总想挤走陈毅同志，并且挑拨部分糊涂干部反对陈老总”（李一氓语）。这就是所谓“黄花塘事件”的真实内幕，权威著作《陈毅传》一书是这样评说的：
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这本来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整顿思想作风的大好时机，饶漱石却觉得是排挤陈毅的机会。饶漱石知送陈毅在1929年红四军“七大”时主持会议选掉了毛泽东的前故委员会书记的历史关节，也知道陈毅心直口快曾对有的干部随便谈过这些至今使他难受的往事。这些事既可证明陈毅早就“反对毛主席”，又可证明陈毅排挤党代表、取代书记是由来已久……饶漱石几乎每天都以相当多的时间找华中局和军部各方面的负责干部谈话。谈话中总是要说到陈毅“反毛主席”，说到陈毅一贯反时政治委员排挤书记企图取而代之，并紧密联系此次整风中动员干部们集中批评政治委员的“卒实”。这就使一些负责干部听了误以为饶漱石是受中央之命来清算陈毅的老帐街帐的，都不免对陈毅心存戒惧，使陈毅孤立起来。用陈毅自己的话说，当时他那里是“鬼都不上门”。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饶漱石直接向陈毅摊牌了。他二人一连几个晚上争论到深夜甚至拂晓，使住在隔壁的秘书都不敢入睡。
10月16日下午，军分会举行会议，先由陈毅作自我批评，然后大家提意见。这事实上是由饶漱石煽动策划的一场对陈毅的斗争大会。
接着，饶漱石便写了一份长达一千五百字的电报，报给毛泽东、刘少奇。这份电报首先挑拨毛泽东、刘少奇和陈毅的关系，接着歪曲和捏造一系列的事实，如说陈毅“以检讨军直工作为名召集二十余名部、科长会议来公开批评政治部、华中局及我个人”等等。电报的结尾是“但望中央速决定物色才德兼全的军事政治负责干部来帮助我们。”……饶漱石估计仅仅由他个人发电报给中共中央负责人，还不够有力，便蒙蔽和鼓动一些干部联名向中共中央打电报批评陈毅。
潘汉年撤到淮南根据地以后，在新四军中并没有职务。有关饶、陈之间的历史分歧以及新四军干部中分为拥陈、拥饶两派的由来，他全都不清楚。按说，“军队内部的这场人事纠葛和他并无直接关系。他是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置身于事外而宁可犯一点‘自由主义’的。然而这位思想敏捷而在政治上又决不愿意随波逐流的共产党人，偏偏看不惯饶漱石的这一套整人谋术，而对于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陈毅，却很理解和同情”。因此，“当饶漱石利用整风的机会，搞小动作打击和排挤陈毅时，潘汉年很为陈毅不平，并且表示了对饶的不满意见，还将他的意见和另一些干部交谈过。”他为了表达对饶漱石的不满，同时也为了表示对陈毅同志的才气与人品的敬重，曾公开写了一首七言绝句赠陈毅：
拓略经给晋谢风，
雄师十万过江东。
皮岭三军惊绒胆，
王桥一战定华中。
事后追论，潘汉年如此而为不乏书生气，但也却真实地反映了潘汉年可爱的性格中的另一面，使他后来为这所谓的“黄花塘事件”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随着全党性的整风运动的发展，在延安开展的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也波及到了淮南根据地。建国以后被打成“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杨帆同志，突然被逮捕审查，在新四军的干部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潘汉年一跃成为审查杨帆一案的三人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