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也无权作答，他当即把金山报告的情况向中情部请示。中情部答复说：潘可以继续与金L自保持联系，指导金山的工作。关于杜参加和谈问题，则未作肯定的答复，只说谈判中心在北平，问题只能在北平解决，从而排除了杜月笙参加和谈的可能性。
据史记载：“金山回上海之后不久，又到香港一次，这次他带来了骆清华，他向潘汉年和夏衍介绍说，骆是他的关系，很熟悉上海、广州方面旧的党政机构情况，愿意在上海、广州解放后帮助搞些接收工作。潘汉年对他表示了欢迎。”
也就是在这次见面中，潘汉年转达了周恩来同志对金山的指示：1949年2月间，李宗仁派人在上海筹组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活动，让他设法参加这个代表团来北平，便于掌握该代表团的活动情况。由于在杭战初期，金山曾率抗敌演剧二队赴五战区慰问演出，和李宗仁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遂顺利地以“中国航运公会董事长代表”的身份，随该团去北平活动。他表面上负责谈判的南北两方的通航、通邮事宜，实质上是作为共产党的内线，及时地把代表团各位人士的思想动态和活动情况，反映给主持接待和平代表团的叶剑英和徐冰同志。的确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待到国共和谈正式开始之后，金山又根据党的指示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和平代表团顾间，为和谈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而负责指导金山工作的潘汉年也功不可没。
自然，潘汉年领导的情报系统所进行的工作远不止这些。他“除和中央情报部保持密切的联系外，还和中情部的另一些情报分支系统发生联系。例如当时中情部派往东南亚和南洋工作的情报小组，也指定由潘汉年所属的情报系统和他们联系，简竹坚一直担任着这一联系工作。此外，苏联情报机构在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和塔斯社上海分社都有专人负责情报工作，夏衍、叶以群等当时都同苏联方面有联系，并接受其经济支持。叶以群曾经直接找潘汉年索取情报。”
在旧的中国行将覆灭，新的中国就要诞生的前夕，董慧作为潘汉年最为忠诚的助手，利用在港地利、人和的条件，默默地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详情略。
伴随着蒋家王朝的理灭，为建设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而培养干部―尤其是接管大中城市的经济干部，随之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潘汉年和他的战友们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创建了达德学院和建中工学院。同时，上海地下市委也在香港设立了干部训练班。为未来接管国民政府在上海和华南的银行、侨汇、贸易公司等机构准备了专门人才。
由于蒋介石躲在溪口，在幕后操纵国民党的军政入权，至使代总统李宗仁在和谈间题上始无结果，破裂已成定局。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执行“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使命。而接管江南诸大城市―尤其是接管上海的工作，无疑是最重要且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毛泽东同志就把进入上海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大难关”。原因就是要调集一批得力的领导干部，，成为未来上海市长陈毅同志的得力助手。而身在香港的潘汉年，协助党中央从“原在上海坚持地下工作的一批优秀领导干部”中，选定了许涤新”、夏衍等同志。
许涤新同志是我党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和潘汉年神交已久，但他们第一次见面却“是在1938年武汉的《新华日报》编辑部。”
从此，他们二人有分有合，为党的事业奋斗着。1946年11月初，他们二人相继撤退到香港，一起并肩战斗，再也没有分开过。全国解放迫在眉睫了。有一天，他们二人在九龙弥敦道方方1司志处开完会后，一道乘轮渡到香港。他们坐在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角落里，潘问许：
“全国解放就在眼前，你打算在什么地方工作？”
“由中央决定吧。”许涤新答说。，
“你已经干这么多年的工商界统战工作。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我看，你还是到上海工作为宜。”
诚如许涤新回忆的那样：“在此以前，刘晓同志到香港时，也曾向我谈这件事，但是，我一向并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经汉年这一说，我就不得不考虑起来了。几天之后，我因事到方方同志家里，老方把中央的电报给我看。电报的内容是要汉年、夏衍和涤新三人，急回北京，接受新的任务。这真使我大喜欲狂了！”
香港―尤其是潘汉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战斗过两年半的香港，是他作为职业革命家一生之中为党工作成绩卓著、且又心情非常舒畅的一个历史阶段。同时，也是他和董慧相敬如宾，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的最为幸福的时期。他们以董慧的家庭为依托，在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和开拓党的情报事业，这对长年和可亲可敬的母亲难以晤面的潘汉年而言，不但结束了许玉文带给他的·爱情痛苦，而且还饱尝了我国传统的天伦亲情。潘汉年敬重董慧的父母甘为中国解放所付出的牺牲精神；而董慧的父母又以有潘汉年这样的乘龙快婿而自豪。但是，“汉年是没有利用他的政治地位，为他的妻室搞什么好处的。”
自然，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也并非全都尽如人意，他愉悦的精神深处更不是没有半点不随心的事。仅就他的工作派头来说吧，就曾遭到某些具有左倾思想的人的非难。事后，许涤新同志曾经感慨万端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汉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党从事情报工作……到香港之后他的主要职务还是搞情报，但同时也兼搞一些层统战工作……1948年初，党在香港工作的同志，同解放区一样，也在进行“三查三整”。有一位同志对汉年提了意见，说他‘西装革履，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在香港搞上层工作，如果不‘西装革履”，那怎么行呢？这位同志可能不知道汉年的岳父是银行老板，如果知道，他可能还会加上一句‘出入大老板之门，成为资本家的孝子贤孙’。”
但这毕竟是个别的事例，加之环境、地位的不同，未影响潘汉年极易变化的情绪。
潘汉年就要告别香港了，心情是异常复杂的。他既有依依惜别之意，也有以主人姿态进驻自己常年战斗的地方一一上海的豪迈之情。尤其当他想到就要暂时告别最亲密的战友董慧，以及给了他无限温馨的董慧的家庭，那种依依惜别的情感越加浓烈。像奉调上这样重大的喜讯，他无权告诉给董慧的父母，但是他应该―而且必须让为之共同奋斗的战友董慧分享这一胜利的喜悦。是日深夜，他隔窗眺望香港的万家灯火，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温情地说道：
歼阿慧，为了永久的团聚，我们又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了。”
董慧凭着她的政治敏感，完全猜到了潘汉年所说的暂时分开一段的原委。坦率地说吧，她不仅不愿意和潘汉年暂时分开一段时间，而且更希望和潘汉年一道分享新中国就要诞生的喜悦。因此，她第一次这样乞求地说：
“我真的不能和你一块回去吗？”
潘汉年很不情愿地摇了摇头。
“那……我服从组织决定。”董慧为了不使即将离去的潘汉年过分伤情，遂又有意地笑着说道，“明天我为你送行。”
“你……不能为我送行。”
“为什么？”
“因为你还要留在香港继续工作。”
温馨的气氛碎然变得沉闷起来。潘汉年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向董慧解释什么，而董慧也认为自己无需向潘汉年再说些什么，她就像往日为潘汉年送行的前夕那样，默默地为潘汉年打点着行装……
翌日清晨，一艘驶往天津的“东方”号客轮停泊在码头，待命启旋远航。潘汉年大步走上“东方”号客轮，安排好住处之后，同行的许涤新、夏衍和女儿阿咪相继走上船来。他望着赶来送行的许涤新的夫人方卓芬，蓦地又想起了董慧，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打心底泛起。他或许是为了掩饰这种异样的情感，笑着对方卓芬说：
“阿方，你这一送，给老许的精神负担增加不少啊！”
汽笛响了，送行的人相继下船，待到方卓芬最后依依走上码头，“东方”号启旋，缓缓向大海驶去。潘汉年望着远去的香港，暗自说道：
“香港，再见了；阿慧，我们会很快相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