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汉年决心向这条规律挑战，继续高举真理的大旗，以更加谦虚的诚心待友的态度团结老朋友，结交新朋友，并取得了为时人所称颂的成绩。例如：
赵祖康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技术专家。解放前，他被国民党任命为管理市政建设的工务局局长。结果，一事无成，他对国民党也大感失望。就在上海解放前四天，他又拌然被溃败的国民党任命为上海市代理市长。他根据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嘱托：如有机会，应该把上海的政权接过来。他欣然接任上海市代理市长之职，并在人民解放军进城时，他下令在市政府大楼上竖起一面白旗，欢迎人民解放军接管。他双手捧着原市政府的大印，对前来接管的陈毅、潘汉年等人说：
“我的使命完成了，请允许我回到交通大学去教书。”
潘汉年虽然未和这位国民党的代理市长谋过面，但对赵祖康的为人、学识是早就有所耳闻的。潘汉年认为：国民党在撤退前夕任命赵为代理市长，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看中了赵在1二海人民心目中的地位，政绩还不错。再者，越不但不随国民党撤退台湾，而且还主动率部属起义、交权，这足以证明赵的立场是站在人民一边的。另外，上海解放了，百废待兴，极需要各方面的专家献计献策，贡献力量。所以，潘汉年当即诚恳地说道：
“赵老的使命刚刚开始，还有比回到交通大学教书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回复市政建设。我们希望赵老继续留任工务局长一职。”
这实在是太出赵祖康所料r！但当他再看看潘汉年那真挚的表情，遂有些疑虑不安地答应下来。历经一段的共事，潘汉年这位副市长很快取得了赵祖康的信任，二人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不仅调动了赵祖康建设新上海的积极性，而且还影响了一大批和赵祖康相似的留用人员，使他们逐渐相信党的政策，积极贡献自己的所长。多年之后，赵祖康在《回忆潘汉年同志》一文中写道：
“潘汉年同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温文尔稚，是党内知识分子出身的好领导。以后，我几次向他请示、报告工作，总感到他诚恳和霭、平易近人。解放九，我长期出入于国民党官场中，所接触的大小官僚不是盛气凌人，就是虚伪教衍，现在从他身上看到了党的高级干部的优良品德和作风，使我受到很大教育。”
再如上海的实业巨子荣毅仁，他在解放初期由于开工不足，银根吃紧，一度连工人的工资也无法开出，因而劳资之间发生了纠纷，荣毅仁看到坐在自己家门口不走的工人，一时不知该如何解决这一僵局。这时，潘汉年闻讯赶到了现场，他一方面嘱咐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邀请有关部的领导同志以及同业工会负责人开会，研究具体的解决办法。很快，“从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到原料供应、成品收购，以及银行贷款等，一一作了综合部署，终于很快就将事态平息下来。”这使荣毅仁深受教育，并由此和潘汉年交上了朋友。
就在这不久，上海发生了“二·六轰炸”事件。荣毅仁想利用年关之机，准备宴请市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有人怕影响不好，劝潘汉年不要去荣家吃饭。潘汉年认为这正是交朋友，为党做统战工作的机会，应当去．并用陈毅市长曾经说过的话教育大家：“你们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蒋介石，却怕起民族资产阶级来了，真是怪事！”接着，他又对大家说：
“要向资本家搞好统战工作，首先是要同他们接触，是要同他们交朋友，是要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正确的和错误的。如果彼此隔得远些，甚至令人望而生畏，统战工作从何做起呢？当然，政治立场是要站得稳的。”
潘汉年终于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如期去荣家赴宴。结果，使荣家甚感欣慰。
事有凑巧，在镇反运动中，荣氏家族的“冲新纱厂的工人揭发该J一人事科长黄龙华欺压工人，奸污妇女等不法行为，要求政府严惩。当时荣毅仁先生思想不通，要求政府宽大处理。汉年同志除对荣先生个别帮助外，指示市政治协商委员会组织了黄龙华反革命罪行调查委员会，由荣毅仁先生担任委员会的副主任，下厂实地调查。结果工人群众揭出了黄龙华的累累罪行，证据确凿，使荣先生在大量事实面前转变了思想，最后心悦诚服地把黄龙华交付人民法庭审判，依法处刑。”
荣毅仁就是从潘汉年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襟。他不仅和潘汉年成了很好的朋友，而且在今后各项建设事业中努力地起到了表率作用。
上述赵祖康、荣毅仁二位知名之士，仅是潘汉年结交的成百上千个新朋友的代表。而在结交这些新朋友的过程中，也渗透了董慧同志的无限心血。
上海解放不久，董慧告别了香港的亲人，辗转来到了上海。她为了协助潘汉年做好统战工作，长期担任华东局和．L海市委统战部秘书科长职务，为推进上海的统战工作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对此，潘汉年和董慧的老战友刘人寿作了如下回忆：
在汉年同志的教育下，黄慧同志也团结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为革命做出贡献。她对汉年同志十分敬爱，同甘共苦，数十年如一日。她对一般同志也十分热情、诚．恳。解放后，童慧同志长期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统战部担任秘书科长，后来又担任工商处副处长。据王元兆同志说，解放初，汉年同志的住处一度与王家相近，王母年迈，董慧同志曾在上班前帮王母买菜。
这时，董慧和播汉年终于在上海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家。他们的家位于武康路，是一座花园式的小楼房，独门独院，环境幽静；楼上楼下，宽敞舒适；庭院之中花木扶疏，可谓景色宜人。就常理而言，一对没有儿女的高级政府官员，偌大的住宅之内一定显得空旷、冷静，恰恰相反，他们的家门庭若市，热闹非凡。首先，他们家“有一大帮工作人员，包括警卫人员、驾驶员、炊事员、公务员、保姆以及锅炉工、花匠等等。这些人在潘汉年面前并不感到拘谨。潘汉年同他们总是有说有笑，无拘无束，也可以说是亲如一家人似的。”另外，“潘汉年还和特地向市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打过招呼！不论是谁，凡愿意到他家里去串门作客的，他都欢迎。”结果，他们的家“经常高朋满座，好友如云；平时总是客人不断，到了节假日时，更是热闹得很，欢声笑语常常不绝于耳。”
在“高朋满座、好友如云”的来客中，有一批更为亲近的常客，“既有夏衍、于伶、周而复、盛康年、梅达君等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也有蒋燕、顾瑞英、杨云华等普通的工作人员。”他们几乎“形成了一个以潘汉年为中心的文化沙龙，经常在潘家聚集。他们时而高谈阔论，时而促膝谈心，气氛是更为友好和融洽的”。
以此，当时就有不怀好意的人放出风来，说潘汉年喜欢搞个人小圈子。潘汉年听后从不在意，一笑了之。但“潘案”发生之后，这也真的变成了潘汉年的一大罪状！
正当潘汉年和董慧这对无子女的职业革命家，本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精神为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的时候，赴苏联治病的杨帆同志回到了上海，告诉潘汉年在苏联与江青不期而遇。自然，杨帆并没有说出心中的不祥之兆的预感。潘汉年听后淡然一笑，没有说些什么。后来，中央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作为身受饶漱石迫害的潘汉年和杨帆而言，自然是十分高兴的。可是出潘、杨所料的是，要他们交待和饶漱石的所谓关系，并分别成为市统战部、市公安局的运动重点。潘汉年本着“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的古训行事：坦然处之，继续主持上海市委的日常工作。他担心杨帆这位“怪癖才子”有抵触情绪，还笑着对杨帆说了这样一段话：
“听说你和我一样，当了‘运动’的重点。我和饶漱石的工作接触多些，至于你，我很清楚。要不是饶漱石的坚持固执，你这个‘亲信’1943年的冤案还可以少待儿个月。没关系，实事求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再有人抓你，我给你证明。”
潘汉年真是不愧为一介书生，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和发展相去万里J就在他对杨帆讲这番话不久，即1954年12月31日晚上，杨帆以请去“开会”为名被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