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语所工作9年之后，李方桂于1937年又赴美国耶鲁大学执教。在这次去美国时，傅斯年只同意李方桂去任教两年。出国期满后，他就如期回国。
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期间。李方桂执意归国，而妻子徐樱却担心战乱未歇，烽火连天，儿女尚小，当时长女林德6岁半，独子培德年方3岁，意欲携儿女暂避驻意大利使馆的三哥徐道邻处，李先生就同意了太太的想法。
李先生到海港买船票时，徐樱也跟随而去。当李方桂对售票小姐说：“买一张去上海的船票，三张去意大利的船票。”
徐樱一听，心中就像海浪一样翻滚，一股心酸的滋味，冲口而出：“我们不买去意大利的船票，四张都要上海的。”
当即李方桂就紧紧地拥抱着徐樱：“谢谢太太的理解支持，我们一起回国，再苦再险的旅程，我都会保护你们的。”
“只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战胜一切困难。”徐樱与丈夫抱成一团。
回国后，李方桂走进了南京北极阁史语所刚落成的办公楼。时任语言所所长的赵元任，就安排李方桂参加了《中国音韵学研究》的工作，为中国音韵学的科学化打下基础。
抗战爆发后，史语所迁到昆明。赵元任接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聘书，全家离开昆明去了美国。
李方桂是一心向学的职业学人，这位美国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对于语言之外的事物均不感兴趣。赵元任离任语言所所长后，傅斯年劝请李博士出山。李连连推辞，不肯接任所长之职。
对此，李方桂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第一流的人才应当搞研究；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所长。”傅斯年闻言，深施一礼，随口说道：“领教了，我只是个三流人才。”
傅氏一向狂傲，可是面对李方桂这位职业学者，他也从容尊重。当然，后来李方桂勉为其难，还是接任了语言所所长。
在板栗坳时，李方桂先生白天去所里讲课，他教书特别认真，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给那些年轻人开列“必读书目”，叫他们到史语所的文史图书馆借读，然后，还要学生把读书心得体会、笔记拿给他审阅。
没上课时，李方桂就在屋里读书。他家有很多藏书，藏书中有些是德文版原著，是了解国外学术发展的重要资料。他读书破万卷，经常一读就是到深夜。那时点的是桐油灯，冒出呛人的黑烟，一早起床，他的鼻孔都是黑的。
徐樱对此不时抱怨丈夫，说他伏在灯下看书，烟都把他熏黑了。妻子说他，丈夫又不听，实在拿他没有办法。妻子知道，他天生就是一个做学问的人，也只能爱屋及乌。
李方桂与徐樱，在史语所里，人们称他们是一对“神仙伴侣”。李先生在家读书时，李太太没事总是拿着自己喜欢读的一本书，坐在一旁默默地“陪读”，不时地、深情地对先生看上一眼。
对此现象，徐樱就自嘲：“方桂再也尝不到‘红袖夜添香’的神韵，我也不敢‘黑孔褐爪夜嚇人’了，索性敝帚自珍由他去吧。”
在李庄期间，李方桂还率语言组有关人员，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他们赴云南、广西、贵州等民族地区调查了壮、侗、傣、布依等民族语言，为研究语言学积累了大量素材，为撰写语言学著作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1946年，李方桂的语言学著作《美国土语的结构》出版，在书中，专写一章来讨论美洲的一种印第安语言。印第安语大多是行将消亡的语言，他对印第安语的研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美国人至今很感激李教授，为美国保存了绝种的语言文化。
后来，李方桂应燕京大学校长梅贻宝敦聘，向史语所请假，全家搬到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任教，仍兼着史语所二组代理主任。
考古学家——李济
李济，湖北钟祥人，清华毕业后留美，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中国考古学开山之人，曾主持安阳殷墟等重大考古发掘。从他开始，中国考古学开始摆脱历史学的附庸地位，成为一门自然科学的独立学科。因此，他成为第一位享有世界名望的中国考古学家。
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之初，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第一任主任。1934年，李济接任筹备处主任，兼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一职。
李济带着一家老小六口，从南京到长沙，一路漂流，后随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迁驻李庄，办公在张家祠，而李家则住在羊街7号。
李济在李庄期间，以殷墟发掘为基础，通过专题和综合研究，建立了殷商文化在历史上的地位，并撰写出《殷墟器物甲编：陶器》《西阴村史前遗存》《古器物研究专刊》《李济考古学论文集》《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国文明的开始》等等学术著作。
社会学家——陶孟和
在李庄的门官田的一间房子里，人们经常看见一个伏案写作的学者。他在写作时，爱叼着烟斗，随着烟雾的燃升，好像他的思维就从大脑里喷出，倾洒在稿纸上；当他写书累了时，往往又从一排一排的书架上，取出一本书籍，坐下来认真研读。
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陶孟和。
陶孟和，原名履恭。祖籍浙江绍兴，1887年11月5日生于天津。父亲陶仲明是一位塾师，他幼时在近代教育家严修创办的家塾中就读。这所家塾半日读四书五经，半日读西学。
陶孟和学习成绩优异，后以官费生被派赴日本留学。1910年，他赴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13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归国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
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陶孟和起初执教《社会学》《社会问题》等课程，以后又增加了《教育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原理》等课程。这些都是新兴学科的课程，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学术界的名流学者。
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各种文化活动十分活跃，陶孟和积极参与其中。《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正因为此，他与陈独秀、胡适等相识相知，成为共同战斗的重要成员。
陶孟和担任《新青年》编辑时，撰文倡导“社会调查”，宣称：“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面调查一番，一则可以知道吾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陶孟和极力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改革和创新社会制度，提倡研究社会问题和调查社会实际情况，主张改革和发展大学教育，拥护平民教育运动改革，充分表现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改革精神。
1934年，中央研究院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经过商议后，决定将社会调查所并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陶孟和任所长。合并以后，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办社科所之初，陶孟和不拘一格选才，录用了一些大学和大学研究院毕业的青年，如巫宝三、彭泽益、刘国光、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
抗日战争期间，社科所也像其它搬迁到四川的单位一样，几经转移，几经漂泊，终至李庄。那些学子，在这里经过培养，已成为社科所的学术带头人。他们在门官田和石崖湾，完成了一大批有学术价值的科研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