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减租减息“兜米”行动
大塔暴动又一次失败了，但没有让宜宾农民革命运动“退潮”，反而激起了更高更大的波浪。
郑佑之虽然调到省委工作，可他一直分管领导、组织川南农民革命运动他经常以省委委员的名义到川南巡视，指导开展农运工作。一次，他在古柏召开会议，专门作了“二五减租”报告：
“二五减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项减轻佃农地租的土地政策。在旧中国，佃农向地主交纳地租一般为全部农副产品总收获的50%。在大革命时期，广州国民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提出从原来的50%的租额中减去25%。
这次会议后，减租运动很快在宜宾农村形成了**。大塔农民在农协会的领导下，纷纷向地主提出减租减息要求，并把租谷扣留起来，地主如若不给减租，他们就不交粮。大多数地主已被蓬勃兴起的减租减息斗争吓住了，不敢出来向农民催租。
唯有恶霸地主张子安，知道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立即感到了农民要在自己的身上割肉，当然不干，故意寻衅，有意试试“钢火”，偏与农协会作对。
张子安亲自出面召集当地几家大地主，在大塔街上召开“七人会”，公开扬言“硬是不减租”。他一面主张请唐进思的国民党军来镇压农民，一面派出自己的大少爷，领着荷枪实弹的家丁，大摇大摆地去李家湾佃户家中收租，去夺佃农向吉三的佃，强迫其搬家。
郑佑之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从江绍辅的大队里召回唐大兴，指派唐带领几十人去拦截张大少，当场打跑了张的家丁，并把张大少押到赤卫军指挥部关起来。
为此，当地有人就编出一首歌谣——张子安，他家内，开过不止一次会；回回会，都说杀，不杀农民心害怕。
这样一来，张子安慌了手脚，四处央人说情，专门请江绍辅出面调解。江就对唐大兴说为了大局，从长计议，还是先把张大少爷放了。
在江绍辅的调停之下，唐大兴就把放张子安儿子的事，向郑佑之作了汇报。郑同意江的看法，也就让赤卫军放了张大少爷。
张子安的儿子从赤卫军中放出来了，交由江绍辅带回张家，并迫使张子安同意“二五减租”。因此，在江的主持下，邀请“双方代表”到斑竹林举行谈判。农民协会派出曾特生、唐大兴和江的手下樊振声等人到斑竹林，与张子安的人进行谈判。
樊振声告诉对双方代表说：“江大队长叫大家不要盲动急躁，应估计自己的力量，如能赶快平息下去尚可挽回，如果造成武装冲突，双方都难免出现流血死人的局面。”
“那我们就不给张子安作斗争了？”曾特生问。
樊振声回答说：“按江绍辅的主张，请你们稍缓一步，从长计议。”
曾特生说：“这是广大群众的要求，现在我们掌握不住，他们的态度很坚决，非达到目的不可。”
樊振声问农民协会代表有什么要求？
曾特生回答：“根据群众的意见，（1）大家提出减租三成，一粒不少；（2）佃户不给地主送租，如送租必须付给工钱；（3）地主所有枪械，民团的枪械全部交给农民协会掌握。”
樊振声听后说：“第一、二个问题不大，也许调停，可能得到较好解决；第三个问题吗，恐怕做不到，我要回去同江大队长商量……”
曾特生、唐大兴他们来斑竹林时，后面还涌来了很多群众，围在外面听消息。当他们知道“谈判”的结果后，便吼起来：“做不到算了，有啥商量头！”霎时，呼声四起：“冲过去！”
谈判结果，由于双方在减租的成数上意见分歧，未谈成功，群众异常气愤。大塔农民协会组织起200多人，持棍执棒，到大塔街上游行示威：“搞好减租减息运动！同地主老财作坚决斗争！”
张子安面对状况怕难以收场，不得不当众宣布减租减息，不夺佃了。其他地主虽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压在心头，生怕因夺佃得罪农民协会，自己遭殃。
在推动“二五减租”的运动中，虽然没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农民不仅得到了经济实惠，而且增强了自己的政治优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积极性。这是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地结合起来的举措。
这一年，整个大塔乡没有一户农民被地主夺佃、搬家的，男女老少终于扬眉吐气，过了一段时日的安稳日子。对此农民唱起了郑佑之编写的歌谣——